第二十三章 官场琐事

　　放下狄青，让我们跳出仁宗朝超长超烦乱的官场琐事，跳到开封城的高空里，向下俯览，去寻找当年国家大事的主线，来发现宋朝的国运秘密。

　　它是怎样兴旺的，又是怎样衰败的。针对于这时，矛盾和变数就都集中在了至和、嘉祐年间（公元1054－1063年）。这段光阴，是北宋史上罕见的国泰民安、岁月平和的年代，它让后世人不断地追忆怀念，恨不能穿越时空，永远停留在那时。

　　中国人印象里名人辈出，繁华似锦，悠游享乐的岁月，指的就是这时。精确计算，狄青升为枢密使，就是在这前一年。之后好事继续上演，两个月后，最牛最强硬的言官唐介也回京了，他仍旧担任御史。一切的迹象都表明，仁宗皇帝想再次振作，让国家在灾难不断，反叛不断的局面里兴旺起来。

　　这多好，可惜天不从人愿，赵祯的悲哀突然降临，他最心爱的人死了。皇祐六年（公元1054年）正月初八，张贵妃暴病身亡，年仅31岁。从这时起，仁宗皇帝的神智和身体都大受打击，他承受不了心爱之人的离去，逐渐变得精神恍惚，沉默不语。

　　历史到了这一步，史书上的记载就变得非常妙微，作为现代人和作为宋朝人，就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说宋朝的官场，张贵妃之死，让他们非常高兴。我没有夸张，说的不是特指包拯在内的言官系统，指的就是宋朝的全体官场。

　　张贵妃之死，让所谓的张氏集团骤然崩溃，没有了枕头风，看看张尧佐、文彦博之流还怎么升官发财，尸位素餐。这真是大快人心，从此世界又变得公正了！至于皇帝本人的感觉如何嘛，就不是他们的业务范围了，在所有用儒家学说培养起来的官员的认知系统里，人活着，有“礼”这种法规来规范着，人死了，同样也有各种相应的标准去埋。

　　悲伤？那好办，您可以用辍朝了，成服了，追赠了之类的办法来表现。一切都有制度，保准您生荣死哀，风光体面。

　　于是他们就愤怒了，真是搞不懂，皇帝怎么能这样出格呢？！赵祯给自己的心爱的女人的出殡礼仪定在了最高规格上。

　　居然是以皇后之礼殡葬！

　　严格说来，他这样做是有前科的。当年被他废掉的郭皇后暴死，他也以皇后之礼发送，完全不顾刚娶进门的曹皇后是什么感想。可那时情有可原，毕竟郭氏曾经母仪天下，除去“耳光门”事件外，没有任何出错的地方。这时的张氏完全不能等同，一介贵妃而已，并且时常干政，受贿的丑闻都牵扯到了当时的宰相加御史中丞等等等等一大堆高官。

　　还有她不当宰执死不甘心的伯父。这样的女人，不打进冷宫都是便宜了，凭什么再追封成皇后？

　　赵祯不管这些，不管谁反对，他一意孤行。在张氏死后的第四天，追赐其为“温成”皇后，在皇仪殿为其举丧，辍朝七日，天下禁乐一月，他本人亲自成服，到了发丧的正月二十日，率领文武百官，护送灵位出宫，进奉先寺。

　　这一切的规格，是无可挑剔的皇后丧仪，说句实话，就连当年他的养母刘娥皇太后都没能享受着。本来注定了只能给一个女人预备着，就是现东宫之主，曹皇后。可是她又消失了，历史里没有她这时的记载。这位贤德倒成了习惯的女士继续沉默。可她应有的权力自然有别人为她维护。

　　维护行动分为丧前和丧中。

　　丧前时，为了皇后的头衔，整个御史台在现任中丞孙抃的率领下全体出战，和皇上闹得你死我活。半点都没有夸张，因为事后皇帝没妥协，他们真的全体辞职，撂挑子不干了。

　　丧中时对抗进入高潮，就在举哀的最重要时段，为死者正名，读哀册时，出了大娄子。原先指定的枢密副使孙沔突然放下了哀册，说：“当年章穆皇后葬礼，是由两制官（翰林学士、知制诰）读哀册。现在温成皇后是追封的，反要两府大臣行事。这与礼不合，臣拒绝读册。”

　　事发突然，皇上和大臣们都愣住了。这个孙沔是狄青南方平叛时的副手，很听话的一个人，尤其是刚刚提拔上来，正应该百依百顺报答皇恩的，怎么会突然间翻脸？

　　赵祯惊怒交集，但是为了葬礼顺利进行，为了让心爱的女人得到最后的安慰，他忍住了，反而派人好言相劝，孙爱卿，你就读了吧。

　　孙沔大义凛然，说了一句话。“以臣孙沔读册则可，以枢密副使读册不可！”说完把哀册往桌子上一放，没向任何人请示，自己就退了下去。

　　彻底冷场了。赵祯望着眼前黑麻麻站满庭院的大臣，只觉得一阵阵的头晕。他今年45岁了，自13岁登基以来，已经称帝32年。近半甲子的光阴里，可以说对臣子们超级仁慈。他曾经在后花苑里游玩，嫔妃云集，侍者成群，他边走边频频回顾，像是寻找什么，却始终没说出口。直到回到宫里，才急匆匆地说取水来，这一路快渴死了。

　　嫔妃们很不解，官家为何不在外面要水，弄得渴成这样？

　　他苦笑了一下，说回头了好几次，都没看见随侍奉水的人。如果当时要水，管事的人岂不要受现难？所以忍一下吧，直到回到宫里。

　　更有一次，他半夜忽然想吃烧羊肉，想了又想，还是硬压了下去。旁边人问为什么，他说，一旦他想吃，就会变成惯例，每天晚上御厨房里都会杀羊准备。天天杀生害命，于心何忍？

　　这样的事很多，对眼前这些大臣们，他更加是轻拿轻放，平时的俸禄厚上加厚就不用说了，就算是犯了大错，也没有一棒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的例子。这样的好，为什么就换不回来些许的同情和理解呢？

　　近在咫尺的这个女人，不管她之前做过怎样没有分寸的事，她都陪着自己度过了之前战争动荡，反叛不断，党争烦人的日子。大臣们，你们道貌岸然、圣人嘴脸，难道身上就真的一点污点都没有吗？抛开平日里工作之余到各处勾栏里公然鬼混，其他的丑行更是数不胜数。

　　就以孙沔你为论，就不是个好东西。

　　孙沔贪财好色。按说只要是男人，就没有不好这两样的，可像他这样出格的也实在不多。总体来说，他做到了到处好色，随地发财，走一路贪一路，从没有落空的时候。

　　先说财，他在并州当官时，衙门里的吏卒们时常出公差，四面八方，跑得超勤快。却不是为了公务，是拿着朝廷的旅差费，给孙沔贩运纱、绢、丝绸、纸还有药品。这很让人讨厌，不过是当时的风气，几乎每个官员都搞这样的把戏。

　　同时过百万的禁军、厢军，各衙门的小吏衙役们也就都有了营生，不至于太闲了。

　　上面的是通例，下面就刺激了。孙沔贪财时是凶狠型的，只要挡了他的财路，不管是谁，都小心着家破人亡。他在杭州当官时有两件事，很有代表性。

　　首先是继续做买卖，孙沔亲自出马，和一个姓郑的萧山人谈纱的价钱。郑某一时不识官商真面目，出的价很高，而且不还价。孙沔只好怀恨出门，越想越气，决定来个狠的。他派人去查郑某的案底，辛勤查账之后，果然查到这人偷漏了税。

　　把柄在手，价钱好说。可惜郑某把事儿看得太轻了，孙沔要他的纱，更要他的命，一点偷税的勾当，就把他发配到了别州，家产全部充公！

　　这还是勉强说过去的事，毕竟郑某自己手脚不干净，给孙沔留下了整人的理由。下一件事，就纯粹是恶人本性，卑劣的畜生行为了。

　　杭州自古繁华，地杰人灵之外，还相当的有钱，民间总有些稀奇古怪的宝贝偶尔曝光。杭州市民许明就藏有100颗成色极好，浑圆硕大的珍珠，以及一幅郭虔晖所画的《鹰图》。地道的奇珍加古董，让懂行的孙沔大流口水。为了得到这两样东西，孙沔大动了一番脑筋，想出了一个层次分明，超级混蛋的计策。

　　东西有两样，要各个击破。谨防许明一时冲动，把宝贝毁了，来个玉石俱焚。他由自己的小舅子出面，先去买珍珠。100颗罕见的大珍珠，他出价32000钱，也就是320贯！几乎连一颗珍珠都够戗买下来。但是竟然成交了。

　　这就是手段的高明。孙沔摸准了许明的心理，许明爱珍珠，更爱《鹰图》，总想着花些代价把瘟神打发走，所以对珍珠就不会认真。

　　珍珠之后，《鹰图》就更成了许明的命根子，孙沔知道得玩狠的了。现在请朋友们掩卷默想，要用什么样的手段，才能让许明乖乖地交出宝贝，不得不屈服呢？

　　千年之后，都觉得匪夷所思。孙沔居然查到了许明小时候有个乳名，叫“大王儿”。这就是罪，一介平民，僭越称王，你想造反吧！

　　许明被刺配充军，《鹰图》顺利落到孙沔手中。许明直到孙沔调离杭州之后，才在营牢里自断一臂到提点刑狱使司喊冤，得到释放。

　　以上是孙沔的贪财事例，下面看他的好色。

　　孙沔之好色，达到了兼收并储，来者不拒的程度。具体的表现就是无论是良家妇女，还是军营官妓，只要他看上了，就在劫难逃，终究到手。

　　他在处州当官时，某次外出游玩，偶遇一位名叫白牡丹的女子，突然心动，不可抑制，于是诱（史书原字）回官舍，如此这般。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发生在并州，他在上任的路上，居然公开接收妓女一路同行。

　　以上考虑到被害方的身份，妓女，还有白牡丹这个名字就不是正当职业者，孙沔的行为只能归纳到行为不端上，小小的风流罪过。那么请看下一例。它也发生在风景如画的杭州。

　　杭州自古多美女，西湖边上总关情。孙沔曾经日夜都在那里流连。结果他就看到了一位姓赵的超级美女。可惜名花有主了，她许配给了一个叫莘旦的人。孙沔开动脑筋，要怎样才能不合理但绝对合法的把赵美女据为己有呢？

　　办法永远都会有的，只要你有权力和欲望。孙沔先从莘旦的家人下手，他借口莘旦的母亲与和尚私通，把她抓到官府。又指派官妓把赵美女的妈妈看住，另换一套面目，充当救命恩人，把赵MM带走，从此日夜厮守……这就是在张贵妃葬礼上大义凛然，主执正义的枢密副使孙沔孙大人的真实本色。

　　这样的人居然能位极人臣，还动辄以仁义道德自称，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其实也不止是他，全宋朝官场的大臣们，几乎全体手脚都不干净。就以这次葬礼风波为局限，把出风头的几位都详述一遍，就可以看到盛世间的士大夫一族是怎样的嘴脸了。

　　下一位出场的人是宰相陈执中。前面说过，庞籍下野之后，梁适升相，但他没有资格做独相，很快皇上的老师、恩人陈执中回朝，分了他一杯羹。这时孙沔突然当众秀道德，撂了挑子，危难中陈执中顶了上来，坚决支持皇帝。

　　枢密副使不读哀册，那么宰相来读。陈执中让张贵妃的葬礼骤然升格，比之前的待遇更高了。葬礼圆满结束，皇帝对恩师充满了感激之情，大臣们恨不得骂死这个老牌的墙头草。

　　这是士大夫之间的仇视，作为现代人，可以忽略，因为陈执中毕竟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按照宋朝的为官之道做人。我们所要看的，是他作为一个“人”，做出了什么样的勾当。

　　半年之后，他家里出了件事。官方资料记载，是死了一个婢女，名叫迎儿。遍体鳞伤，体无完肤，开封府调查，是被活生生打死的。案发过程，有两个说法。一，是陈执中亲自动手，把婢女打死；二，是他一向酷虐的爱妾张氏殴打至死。

　　官方结论，不管是哪一种，陈执中都有不可推卸的现任。

　　还有另一个版本的记载，出自司马光的私人笔记《涑水记闻》，死的不是一个婢女，而是三个。迎儿当年只有13岁，只是个女童而已，不知犯了什么过错，在张氏的鼓动下，陈执中亲自动手，毒打多次，寒冬天气里，赤裸捆绑，关在黑屋子里，直至冻饿而死。另两个女婢一个叫海棠，另一个不知名，海棠被打死，无名的那个被剪成秃发，自己上了吊。

　　这是堂堂宰相府，知礼读书家的做的事吗？！陈执中对外恭谦礼让，对谁都客客气气，想不到背地里居然这样残忍刻毒！

　　事情曝光了，陈执中被御史台弹劾，停职回家待罪。从当时和现在人的普遍意识里，他这就算完蛋了。想想看在宋朝的仁宗年间，居然出了这样的事，除了法办之外，还有别的答案吗？结果是有。那是个封建年代，人和人就是不平等的，现代的人权意识，在那里没有市场。

　　哪怕是仁宗皇帝再仁慈，也没法把一届宰相和几个丫鬟使女的性命等同起来。他犹豫，这只是私事，最多不过是丑闻，难道就此罢免老恩师，甚至法办他吗？

　　他的这种犹豫，直接导致了司法部门对陈执中案件的审理力度。尽管御史台全体出动，不断弹劾，陈执中的宰相头衔岿然不动。直到仁宗朝第一位吵架王、弹劾王欧阳修回京。

　　庆历年间被贬到外地的大才子欧阳修终于回来了，他的职务被安排到一个非常对口，非常称职的地方，是两制官里的翰林学士。清闲又富贵，可他待不住。第一时间地冲进了漩涡，不遗余力地打压陈执中，不把这个貌似忠厚，极端无耻的斯文败类打倒斗臭，他誓不罢休！

　　至于为什么这么冲动，他自己知道，全宋朝也都知道。那涉及到另一个巨型丑闻，间接地就由陈执中制造。

　　庆历新政时欧阳修比范仲淹等主角还要出彩，他旋风腿冲天炮打遍宋朝每一个角落，让几乎全体官员都灰头土脸贴上小人的标签。这样做是有报应的，牛人出牛事，仁宗朝、甚至北宋第一丑闻就落在他的身上。

　　事情是这样的，欧阳修的二妹夫早死，妹妹带着女儿张氏到他家生活。欧阳修把外甥女养大成人，嫁给了自己的远房侄子。可是他的教育力度明显不够，这位张氏女孩儿有个坏习惯，她喜欢外遇，和丈夫衙门里的办事人员有了暧昧关系。事发之后，由当时的开封府尹杨日严办理。

　　杨日严在历史里籍籍无名，在欧阳修的心里也就没了印象。他狠扁过的人实在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这位杨先生曾经在益州任上贪污渎职，被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弹劾丢官。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本来是小一辈的龌龊事，竟然联系到了老一辈的欧阳修身上。

　　审理报告上说，张氏供认，当年在欧阳修的府上，她和舅舅通奸，而且有银钱往来。此报告一公布，天下立即大哗。天哪，这是乱伦，最让人不齿，最恶心的一种丑事，居然发生在了当代才子之冠的欧阳修身上！

　　会是真的吗？普天下的人都在问，官场上却一致认定。真的。理由有二，第一，欧阳修有前科，这人风流好色，早年时就和官妓鬼混，留下了好多精妙绝伦的诗词，他推都推不脱；第二，他变卖了张家的宅院，钱都归为己有。这有契约为证，根本无处抵赖。

　　在当时，舆论说什么的都有。有认为欧阳修被陷害，这是打击报复。不能说有银钱往来就是通奸吧？亲戚家互相借贷，这再正常不过了。都是杨日严这小人在从中搞事。另一种占绝大多数的说法是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种种迹象表明，欧阳修就是个乱伦犯！

　　结果他就被贬出京师，外地反省了。要指出的事，那时的宰相就是陈执中，倒修事件中，他最差也是个默许者，所以欧阳修把他恨得死死的。这时丑闻轮流转，今年到陈家，还不快意报复？

　　欧阳修出手，是北宋仁宗年间最可怕的弹劾武器，堪称战无不胜，弹无不倒。从战绩来说，别说是软柿子陈执中，就连名垂千古，铁脸无情的包拯，都不在话下。

　　陈执中倒了，他熬过了整个御史台的狂轰乱炸，连御史中丞孙抃为了他辞职不干，要同归于尽都安然无事，可是欧阳修一到，立即被赶出京城，到亳州去反省思过。

　　事情到这里可以暂时告一段落。总结一下，在一般的史书中，这段时光里宋朝发生的都是一些零碎的琐事，没什么需要重视的，也没法归纳出什么。紧接着它就进入到了至和、嘉祐年间（1054－1063年），那时就更太平，更祥和，更琐碎了。根本没法整体说事。

　　但是仔细研究，我发现不尽然。上面所说的这几件事，正是宋朝，至少是仁宗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仁宗朝在此之前，尽管外患内乱不断，可是在赵祯的领导下，一切都平稳有序。在张贵妃死后，赵祯的心灵和身体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直接导致了他的施政纲领，还有领导力度。

　　宋朝开始变样了。

　　说张贵妃之死，本是一件小事，除了生死两皇后的名分很重叠，对曹皇后一再地轻视不敬之外，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吗？有的，自古以来，领导人的配偶对领导人的影响非常巨大，连带着对国家的运作也有波及。远的例子，比如唐高宗李治，如果他的身体一直健康，怎么轮到武则天批奏章，管国事？近的说刘娥，赵恒晚年神智昏乱，没法办公，她才走上了前台。再近些说慈禧，她的丈夫也是病死得早，儿子还太小，才轮到她当政。

　　综上所述，已经很明确了。如果这几位女强人的丈夫一直健康正常，她们根本没有走出后宫，打家劫舍的机会。证据就是她们丈夫得病之前，她们没一个敢挑事的。

　　具体到赵祯的身上，就是张贵妃死了，他必须得找新的女人。这不仅是生活的需要，更是工作的需要。他得给宋朝的百年基业生出个继承人来。于是女人多多选，出现了10位得宠的嫔妃，号称“十阁”。10个啊，这样的工作力度，让赵祯很快出现了健康问题。

　　先是无精打采，渐渐地病情加重，突然间昏迷不醒，长达3天。之后健康每况愈下，再也没有振作起来。这样导致了两个后果。

　　1，传说中的盛世出现了。国家随遇而安，官员随国而安，和他的身体一样，平稳高于一切。不管出于怎样的原因，做到了与民休息；

　　2，传说中的名臣出现了。皇帝病倒，国家还得有人管理，一大批的名臣冒了出来，他们既要照顾好皇帝，又管理好国家，这让所有朝代的臣子们钦佩，造就他们不灭的英名传奇。

　　具体的发展过程，就从陈执中下课开始。他和梁适都走人，中书省大换血，上任的是文彦博和富弼。其中的富弼和稍后上任的权御史中丞包拯、任经筳侍讲的大儒胡瑗，以及翰林学士欧阳修，并称为“四真”。即富弼是真宰相、欧阳修是真学士、包拯是真御史、胡瑗是真先生。

　　至于文彦博，谁让他的仕途那么悠长，中间起伏不定，到评定四真的时候，他又潜水了，头衔被暂时剥夺。

　　四真当朝，是宋史里少见的盛世传说，被后世一再传颂，那么就从他们说起吧，看看这段时光都发生过什么事，谁做了什么。四人之中，胡瑗首先剔除在外。这位真先生是儒学宗师，除了学问高深之外，最让人敬佩的就是道德隆重。人家从来不趁着和皇上挨得近，就什么都讲，什么都掺和。

　　于是经书之外，没有天地。胡瑗独善其身。

　　包拯暂时也没有戏份出场，他之前弹劾张尧佐用力过猛，还在修养复原中。余下的就只有富弼、文彦博、欧阳修了。这三个人一贯活在风口浪尖上，可惜富弼也要除去，他真的成了仁宗朝的“真宰相”了。他创造了一个纪录。

　　高洁无瑕，片尘不染。终其一生，再没有任何人弹劾他。

　　这真是破天荒头一个，连范仲淹都做不到。其原因是什么呢，此人变了。被夏竦的谣言击中，贬出开封之后，富弼的心灵起了极大的变异，让当年那个为国为民热血沸腾，与契丹交涉不惜性命，谈改革不顾身家的真汉子变成了宋朝最经典的执政官，成为“真宰相”。

　　这个心灵转变，除了悲哀，或者成熟了、腐烂了之类的评语之外，其转变的原因、过程，都足以成了宋朝不断没落，走向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那个冬天的缩影。帝国之亡，实亡于人心之没落。

　　说得远了些，五人中只剩下了欧阳修和文彦博。这两个人都是新回京师，能力和风格让他们立即就成为风云人物，其开端就是困扰了宋朝快八年的黄河水灾。

　　八年前黄河改道，按中国5000年里只有8次的概率，可以说是近千年一遇的大灾了。面对滔天的洪水，百万流离失所的灾民，还有巨大的损失数字，宋朝的举措是相当认真的。

　　前面说过，两位前宰相贾昌朝、丁度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贾氏的恢复故道，商胡溃堤，就在商胡复原；丁氏的从长计议，先疏通河水，看准流向之后再动手的缓期救灾。怎样决策，慎之又慎，认真的程度达到了连续思考了4年。

　　4年后，公元1051年七月，黄河在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又决堤了。

　　这次决堤就像是得了癌症之后又发了次小感冒。尽管癌症很要命，可是感冒来得更现实，让人没法不先治它。5个月之后，郭固口合拢，但是仅仅限于合拢。水道内淤泥堆积，越来越厚，水面被抬高，随时都有漫过堤坝，再次崩溃的危险。

　　说到这里，就让人奇怪了。宋朝是中国历代最有钱的王朝，就以贾昌朝恢复故道的办法，号称最废钱费力，也不过就是1000万贯钱，10万民夫而已。参考一下历次战争的花费，就该知道，这不过是宋朝的九牛一毛。那么拖来拖去的，到底因为什么？

　　谜底还得再等一会儿揭开。进入至和年间了，文彦博和富弼当上了宰相，这两个人不管真实面目与传说中有多大的差距，为国为民的好心肠还是有的。他们广泛征集意见，整理出了一个新办法。据专家判断，一旦实施，就能以最小的工作量达到最完美的治水效果。

　　――六塔河方案出笼。

　　六塔河，在河北省清丰县的六塔镇，与黄河相通，却不入海。具体的办法是，把六塔河的河面河道加宽挖深，来容纳黄河泛滥的洪水，这样上游的商胡地段就会得到缓解。水流减缓之后，商胡的崩溃点就可以相当容易地塞住，同时约束河水按故道流淌，进入大海。

　　提出这个方案的是宋朝的河渠司主管李仲昌。从身份上讲，这是位专职专管的治水专业人员，说的话应该靠谱。从纯技术上分析，也很有道理。以六塔河分水，可以让商胡口的决堤处减缓灾情，容易堵塞。尤其是一旦成功之后，六塔河的后期作用更是巨大。

　　它可以成为黄河的永久性分水道，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保证黄河的崩溃系数维持在之前历代最低的程度。多好的办法，立即就把文彦博和富弼给迷住了。他们联名上报给皇帝，请批准，立即实施吧。

　　且慢，欧阳修有话说。

　　新任的翰林学士看上去义愤填膺，心里有好多的话，都快把他憋爆炸了。他一口气写了几千个字的奏章，把前面提出的3种治河方案都批得体无完肤。

　　第一，关于贾昌朝的恢复故道，欧阳修指出，也不想想为什么近几十年来河患不断？就在于故道泥沙淤积，已经积重难返，根本就不可能再恢复了。一定要逆天行事，难道与天斗，真的其乐无穷？

　　第二，关于丁度的从长计议，就是宋朝版的官员不作为罪行。从长计议，8年了够长不？你有什么计议结果请尽快出现，难道国计民生的重要，都维系在您不定时短路的脑子？

　　第三，六塔河计划。这是最让欧阳修不堪忍受的，他实在是怀疑这个世界是怎么了，难道一个个国家大臣都成了白痴加废物？六塔河，只是一条40步宽的州县级河流，它能有多大的容水量，想让它给中国北方第一大河减水……你们的脑子进水了吧？！或许每个脑子注水100吨，黄河就安静了！

　　综上所述，每一条方案都不成立。欧阳修在愤怒之余，也提出了自己的办法。他建议派真正懂行的水利大臣到黄河的下游去，别再只把目光盯在商胡、郭固口等上游危险地段。把黄河的入海道路修好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水往东流，渠成自畅。这才是根本正路！

　　又一个方案产生，欧阳修把整个朝廷吓了一大跳之后，又把希望给了他们。平心而论，他说得都在理，尤其是关于六塔河的分析。无论如何，40步宽的河面就决定了方案的先天不足。

　　那是给中原第一大河减水！

　　从理论上讲，只要六塔河的容积不够，黄河水势必倒灌回故道，上游的压力会急剧增加。欧阳修断言，那时上游必溃。

　　奏章交了上去，他和全天下人开始了等待。强调一下，这就是欧阳修的力量，他的文章在年轻时代就风行全国，20多年以后，已经是宋朝当时公认的文学泰斗。天下第一大家，随便写点什么都是万众瞩目，这种影响力谁敢忽视？

　　但真就被忽视了。欧阳修怎么也搞不懂，无论是治河的见解，还是文字的功力，还有他和富弼的交情，都注定了他将扭转治河事件的乾坤，可偏偏就被扔进了废纸缕里，没人去看。

　　李仲昌的六塔河计划被提上日程，变成了治河主旋律。

　　欧阳修再一次失败了，他像惯例一样的被主流官场所抛弃。这种遭遇从一些角度上看，是很好玩、很可笑的，他怎么总是出丑啊，干生气没办法。可换一种角度来看，就会别有一番感触。这件事起码潜藏着两个真相。

　　第一，历尽官场风霜，唯一没有变的人只有欧阳修。以还活着的庆历新政的“君子党”为限，富弼变了，韩琦变了，那些曾经激扬奋发的青年馆阁人员更是找不到踪影。只有欧阳修以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这让他继续在官场上出丑，总是当异类。

　　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坚守着从青少年时起就抱定的信念，虽然迂腐，哪怕不合时宜，他在物欲横流的官场上永远都保持着一个书生的本色，从来都只做他自己。这难道不是极端难能可贵的吗？

　　第二，他这次失败的原因也很简单。治河，至少在古代，从来都不是一件民生工程，而是一种政府工程。欧阳修与庆历故人们渐行渐远，不与同流，属于无党派人士了，那么自然就不会再有人重视他的意见。

　　三种意见，哪种都有幕后的支持者。贾昌朝的背后是陈执中，李仲昌的背后是文彦博和富弼。丁度的稍好些，因为他实际上根本就没提出具体办法。

　　这样一件大工程，在谁的治下成功，都会变成他巨大的政治资本。就比如贾昌朝的恢复故道法，他和陈执中都处在下野状态，如果被采用，现任的文、富二人脸往哪放？一旦治河成功，功劳算是谁的？

　　贾和陈立即就有了东山再起的声望。

　　围绕着最后利益归属的问题，巨大的水灾危害变次要了。双方都用尽了手段，来打压反对对方的方案，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敌人的意图得逞。最先发难的人是贾昌朝。

　　贾昌朝的资历很高，在庆历年间从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一路升上了参知政事，再到枢密使。直到新政开始，才被范仲淹、欧阳修赶出朝廷，也就在那时和富弼结成了冤家。这时他的运气非常好，本来国家重大决策，大臣们除了写奏章，搞辩论之外，就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可是机会突然降临，让他能使盘外招了。

　　事情发生在那一年的春节时。宋朝的至和三年（即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正月初一，是一年中的大日子，这一天百官齐集大殿，盛装排列，庆贺元日大朝会。谁也没有料到，就这在这个时刻，出大事了。

　　只见两边的内侍把殿上的帏帘卷起，露出了帘后的皇帝，大家正要参拜，突然看见皇帝的头向一侧歪倒，随即整个人都倒了下去，皇帝昏倒了！

　　御阶上的帘幕立即又拉了起来，里边人影晃动，一阵忙乱。下边的百官们惊慌骚动，都不知道皇帝到底怎样了。直到好一会儿后，帘幕重新拉开，大家又看到了熟悉的仁宗皇帝，他又能坐直了身子，与大家遥遥相对。

　　当天大臣们勉强压住心里的恐惧，向陛下依次行礼，徐徐退下。回去的路上，每个人都在想，皇帝到底怎么了，明天还能照常登殿理事吗？

　　明天不行，宋朝的年假直到大年初五。初五日上班，大家接着朝贺，而且有新节目。宋、辽两国乃兄弟之邦，每年春节，辽国都要来给哥哥拜年，于是按惯例，初五这一天，要在紫宸殿设宴，款待辽国使者。

　　全体朝臣都提心吊胆，要是陛下再当众玩次晕倒，这名声可就传出国界了。真的要变成“晕君”？他们多虑了，皇帝可以晕倒，不过得20年一遇。大初五的，仁宗有新花样。

　　简短节说，所有的排场重复了近100年，都成惯性动作了，什么错也没有，直到宰相和皇帝面对面。最高潮的桥段到来，得由宰相手捧酒觞登阶近距离为皇帝贺寿，并请皇帝发表新年讲话。

　　就见新年有新气象，陛下坐得稳稳的，下面群臣站得静静的，皇帝突然说，“不高兴吗？”（不乐邪？）文彦博一下子就愣住了，这句话什么意思？是陛下看我不顺眼，还是对宋、辽两国的邦交有了新的意向，要在朝贺日给辽人不痛快？

　　脑子里电光火石般地闪烁答案，可是都觉得不靠谱。理智告诉他，最贴近的答案就是皇帝还在晕，说的是病话。他作为宰相，就别跟着晕了。于是闭嘴，马上上菜，开吃！

　　当天的宴席上仁宗一直稳稳地端坐着，没再说话，甚至没有表情。直到典礼结束。大臣们一把冷汗拎着，总算松了口气。不过再次回家时，心里就都有了个问号，皇帝是病好了，还是更重了？

　　这事儿还真不好讲，瞬间晕倒和语无伦次，哪个都要命。

　　第二天才真正要命。中华上国，礼仪之邦，初五日是迎接辽使，初六还要送行。仍旧还在紫宸殿，原班人马继续喝。辽国的使者正在上殿，走到庭中央时，皇帝突然间喊了一句话：“速召使节上殿，朕几乎不相见！”

　　满殿的大臣集体一哆嗦，您是今天失忆，还是昨天梦游，把一整天的事儿都忘干净了？眼看着宋朝在外国人面前保持了近100年的体面就要倒塌，在场的官员们瞬间开始配合，兵分两路，台下面由宰相出头，把辽国使者拦住，直接往外拉。

　　理由是皇上高兴，昨晚上喝醉了，今天由大臣们在驿馆里设宴，咱们换台喝。

　　这时台上面一片忙乱，内侍太监们不由分说，把皇帝架起来就走。那架势倒真跟宰相说得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