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三分天下

　　〔赤壁之战后并没有立即形成天下三分的格局，多年后刘备的突然崛起打破了既有的势力版图，孙权也不断向外扩张，曹操的对手们越来越强大。但是曹操也并非一无所获，他降服了张鲁，得到了汉中，而这场胜利竟然来自于一些意外。〕

　　【一、豪门的蜜月】

　　回过头来看看曹仁北撤以后荆州的情况。

　　大约在建安十四年（209年），刘备所表的荆州牧刘琦病逝，刘备趁机兼任了荆州牧（备领荆州牧），但荆州不完全掌握在刘备自己手中，刘备可以无视曹操，他还不能无视孙权。

　　为了换取孙权的支持，刘备表孙权为车骑将军，相当于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总司令是已故的大将军袁绍。袁绍死后曹操并没有担任大将军，理论上车骑将军是目前最高的军职，但这也仅是理论上。

　　不过这也不是毫无意义，刘备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落个人情，他索性把这个人情做大，同时表孙权兼任徐州牧。

　　徐州是曹操的地盘，刘备除了送空头人情之外，还有点挑拨离间的嫌疑。刘备这样做的目的，是向孙权表达救命的谢意和不与之为敌的善意，在荆州立足未稳的刘备，太需要孙权的支持了。曹仁退走后，南郡被刘备和孙权共同占有，根据双方达成的默契，刘备在江南发展，将大本营设在江南的油江口，刘备改其名为公安（今湖北公安），而周瑜占领着南郡的江北地区。

　　刘备现在最渴望的是孙权能让出南郡的江北部分，好让自己有一个真正的立足点。为此，刘备专程到京口（今江苏镇江）来见孙权，当面请求，诸葛亮对刘备此行表示忧虑，劝他不要前去，以免遇到危险，但刘备执意前往。

　　周瑜对刘备这个人看得比较透，他当时还在南郡主持军务，于是向孙权上书说：“刘备是个枭雄，又有关羽、张飞这样的熊虎之将，不会久居人下。我建议把刘备留在吴地，给他修宫室，让他整天吃喝玩乐，使他与关张二人分隔一方，我趁机发起挑战，大事可定（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

　　周瑜认为，如果割地给刘备，刘关张三人必然如“蛟龙得云雨”，一定不是池中之物。

　　据《三国志吕范传》记载，时任彭泽郡太守的吕范也建议孙权趁机扣留刘备，不要放他走（范密请留备）。

　　孙权何尝看不出刘备是什么人物，吕布、袁绍、曹操都玩不转的人他焉能小视？但孙权对刘备却强硬不起来，因为他此时的日子并不好过。

　　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为解合肥之围正整顿人马以谯县、寿春、合肥等为基地发起东线攻势，孙权不得不全力以赴保东线，此时他既无力量增兵荆州，又不能与刘备闹翻。

　　不管刘备真正的实力如何，他的名气就是一张王牌，只要孙刘联盟在，曹操就不能不有所忌惮，在荆州一线就得保持足够的兵力，这样东线的压力可以减轻。

　　鲁肃也看到了这一点，据《汉晋春秋》说，鲁肃建议把南郡的江北部分让给刘备，理由是给曹操树个对手，给自己添个盟友，这才是上计（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让之上也）。

　　孙权同意鲁肃的建议，撤出南郡的江北地区，这就是“借荆州”的来历。其实，孙权让出的并非整个荆州七郡，只是半个南郡。

　　从战略上看这的确是高明的一招，孙刘联盟得以巩固。从孙权一方来说，由于受制于东线战事，目前占有整个荆州并徐图益州的时机并未成熟，与其荆州让曹操逐步蚕食，不如通过支持刘备给曹操制造一个强大的对手，对曹操进行制衡。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曹操听说孙权撤出南郡的消息时正在给人写信，这个消息让他吃惊不小，一紧张笔都掉到了地上（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

　　刘备拥有了南郡，虽然也只是荆州的七分之一，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地盘，他的动作很快，迅速以南郡为支点向荆州的江南四郡扩展势力，武陵郡太守金旋、长沙郡太守韩玄、桂阳郡太守赵范、零陵郡太守刘度都投降了刘备。刘备任命赵云为桂阳郡太守，任命诸葛亮以军师中郎将的身份督办零陵、长沙、桂阳三郡的赋税，他自己把大本营仍然放在公安。

　　刘表过去有一个部将叫黄忠，字汉升，是南阳郡人，刘表任命他为准将（中郎将），与自己的侄子刘磐一起驻军于长沙郡境内，曹操南下荆州时黄忠投降了曹操，曹操提拔黄忠为副军长（裨将军），让他归长沙郡太守韩玄指挥。韩玄这时投降了刘备，黄忠也投身于刘备阵营。

　　黄忠如果继续在曹营发展，不知道还会不会成就日后的大名，不过看来有点玄，因为曹军中的一流猛将太多，像黄忠这样的资历和出身，熬出来的几率较小。黄忠在刘备手下进步却很快，他后来离开韩玄直接归刘备指挥，刘备入益州黄忠随行，他作战勇敢，冲锋陷阵，战绩卓著（忠常先登陷阵），逐渐成为刘备手下与关羽、张飞和赵云齐名的猛将。

　　到建安十五年（210年），荆州七郡的大体格局已定，在这七个郡里，曹操占有南阳郡，孙权占有江夏郡，刘备占有南郡、零陵郡、长沙郡、桂阳郡和武陵郡，他们三家瓜分了荆州，这种格局将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

　　大约在此前后，孙权和刘备阵营先后各有一个人死去，他们的死反而促进了孙权联盟的巩固。

　　一个人是周瑜。建安十五年（210年）周瑜去世，时年三十六岁，一般认为他英年早逝与当初在江陵城外所中的那一箭有关。

　　周瑜是孙策的好朋友，孙策死后孙权的母亲吴夫人让孙权把周瑜当成兄长来看，周瑜对孙权也很尊重。《三国志》记载，孙权当时名义上只是一个将军，大家跟他在一起礼节都还很简单，只有周瑜每次见孙权都毕恭毕敬，行臣子之礼（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

　　但是，周瑜在对待孙刘联盟的态度上不如鲁肃积极，他一心防着刘备，直到临死前还向孙权建议由孙权的堂兄奋威将军孙瑜率军攻取益州，自己率军进攻襄阳，同时联合张鲁、马超共拒曹操。

　　然而，周瑜偏偏在这个时候英年早逝。对于孙权来说这是一个巨大损失，对于曹操来说却是少了一个劲敌，而对于刘备来说此事却是一个福音。

　　周瑜的死让孙权十分哀痛（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灵柩还吴时，孙权从京口（今江苏镇江）亲自到芜湖（今安徽芜湖）迎接，可见情谊之深。

　　周瑜病重期间上书孙权：“当今天下并不平静，所以我夙夜忧心。现在北有曹操这个敌人，刘备又近在公安，边境地区也不安定，应该选良将来镇抚（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的智慧和谋略足以胜任，请让他来接替我，那样我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牵挂了。”

　　《江表传》也载有周瑜临死前写给孙权的信，大意相同，但言辞完全不一样，信中有“如今曹操在北方，战事未停，刘备寄居于公安，好像养虎，天下之事还未见分晓（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之句，周瑜认为鲁肃为人忠烈，临事能当即立断，所以推荐他来代替自己（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

　　这样，孙权就任命鲁肃为奋武校尉接替周瑜。周瑜去世前担任的职务是偏将军，算是副军长，鲁肃此时担任的校尉一职比偏将军低，算是师长，就职务本身来说周瑜和鲁肃都不高。前面已经说过，这与他们在军中的资历有关，但就实际职权而言，他们的地位又很重，负责孙吴在荆州前沿地带的一切军政事务。

　　南郡让出后，鲁肃将指挥部搬到江陵下游的陆口（今湖北蒲圻西北），他在这里治理地方，发展军务，很有成效，所统率的人马由接手时的四千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多人。后来孙权把自己一方占领的长沙郡以及周边一部分地区新设了一个汉昌郡，任命鲁肃为汉昌郡太守、偏将军。

　　鲁肃最能认识到孙刘联盟的重要性，与周瑜的鹰派观点不同，他是一个鸽派。在鲁肃主政期间，孙刘关系总体不错，为刘备不断拓展势力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周瑜去世之前，大约是建安十四年（209年）刘备的夫人甘氏也去世了，孙权趁机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双方达成了一桩政治婚姻。

　　史书对这件事的记载十分简单，只有《汉晋春秋》《华阳国志》以及《三国志》的《二先主妃子传》《赵云传》《法正传》中略微提过几次。孙权的这个妹妹叫什么名字无考，《汉晋春秋》说她叫孙仁献，这不太像女人的名字，也有叫她孙仁、孙尚香的，那都是后人的附会。

　　孙坚的这个女儿实在算不上淑女，简直是一个野蛮女友。据《三国志法正传》记载，她很有才，但也很有男人气（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身边有一百多名侍卫婢女，个个执刀弄枪，刘备每次见了都心惊胆颤（刘备每入，内常觉凛然惊惧）。

　　不过在当时，这桩政治婚姻让孙刘联盟更加巩固。婚后刘备告别孙权，携新婚妻子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返回公安（今湖北公安），对刘备而言此行超额完成了既定任务，不仅借到了地盘，还有了意外收获。

　　据《江表传》记载，刘备临行前孙权在“飞云大船”上与张昭、秦松、鲁肃等十余人共同送别刘备，在船上举行宴会话别。张昭、鲁肃等人走后，孙权和新妹夫刘备进行了长谈，他们在谈话中还说到了周瑜，叹息于他的早逝。

　　但是刘备心里并不轻松，他知道此行是冒了极大风险的，要不是曹操的军事行动给孙权施加了压力，无意中帮了他的忙，此行能否顺利回去都很难说。据《江表传》记载，后来庞统到了刘备那里，刘备知道他曾经在孙吴任职，就问他当初在孙吴做客，是不是有人打算扣留自己。当得知确有此事后，刘备不禁十分后怕，认为当初赴孙吴是一步险棋，不是万全之计。

　　据《山阳公载记》记载，刘备一离开京口，就对左右说：“孙权长得上身长下身短，这样的人不会居于人下，我不能再见他了（孙车骑长上短下，其难为下，吾不可以再见之）。”于是他们昼夜兼行，恨不得马上回到公安。

　　不管怎么说，这一段时间是孙刘结好的蜜月期，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曹操，双方尽量搁置分歧，互相让步，让联盟不断巩固，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与曹操真正抗衡。

　　【二、濡须口】

　　建安十七年（212年）九月，孙权正式把大本营从京口（今江苏镇江）移到秣陵，改名为建业，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此后一段时间，孙吴的政治中心就放在了这里，孙权以后还将在这里称帝。

　　孙吴最早以吴县（苏州）为基地，后来迁到京口，现在又迁到建业，战略重心一步步靠前，目的是在长江一线与曹操展开争夺。孙权在长江边上的石头山（今清凉山）上筑城，号为石头城，以此扼守长江的咽喉。

　　孙权迁址于建业的想法早就在规划中，为了保障建业上游的安全，一年前，孙权接受吕蒙等人的建议，在距建业上游数百里处的濡须口修筑了一处军事要塞，即著名的濡须坞。

　　曹操目前以合肥新城为进攻孙吴的基地，合肥新城与长江之间隔着巢湖，这是一片比现在面积还要广阔的水域，在巢湖与长江之间通有一条河，名叫濡须河，史称它发湖于巢湖，流入长江。

　　合肥新城有一条叫施水的河与巢湖相连，也就是说，战船由合肥新城出发，经过施水、巢湖、濡须水，可以很轻松地到达长江，成为曹魏的一条黄金水道，这也就是刘馥当年花大力气修筑合肥新城的原因，合肥新城的地理位置对曹魏来说太有利了。

　　为了变被动为主动，孙权想在江北修建一处军事基地，他看中的地方是濡须水的入江口，即濡须口。据《吴录》记载，孙权想在此修建军用码头（坞），但是大部分将领认为在长江对岸修工势没有必要，孙吴擅长的是游击战，上岸杀敌，转身上船，有没有固定的码头无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何用坞为）。

　　在孙权手下担任副军长（偏将军）的吕蒙认为修建这个军用码头十分重要，他说：“打仗有胜就有败，如果打了败仗，仓促之间都来不及上船（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于是孙权下决心修筑濡须坞，作为建业上游最重要的军事基地。

　　濡须水流入长江的地方两边都是山，孙权依托它们夹水筑城，下了很大功夫，把濡须坞修筑得很坚固，同时储存大量军用物资，来抵御曹军的进攻（夹水口立坞，所以备御甚精）。濡须坞成了一把锁，牢牢地锁住曹军入江的门户，让曹军手中的黄金水道发挥不出作用。

　　孙权在江北修建的军事基地也成为在扬州的庐江郡、九江郡一带拓展势力的战略支撑点，有了这个基地，孙权就能随时寻找机会攻击曹魏。

　　所以吕蒙的见解是高明的，在江北设立军事基地，无形中把双方共有的长江天险变成了自己独家拥有，进可攻、退可守，在战略上完全处于主动。

　　赤壁之战后吕蒙在年轻将领中进步得最快，尤其是鲁肃代替周瑜负责前线指挥以后，对吕蒙特别欣赏。据《三国志吕蒙传》介绍，鲁肃赶赴陆口上任时路过吕蒙的辖区，当时鲁肃对吕蒙还不完全了解，也不够重视（肃意尚轻蒙），但经过与吕蒙的一次谈话，鲁肃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二人在饮酒之间，吕蒙突然问鲁肃：“您接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采取什么战略以备不虞之需？”鲁肃没有多想，顺口说：“临时应变吧。”吕蒙显然不满意这样的回答，他说：“现如今跟刘备虽然名为一家，但关羽实乃熊虎之人，哪能不预先制定好应对的策略？”

　　吕蒙于是向鲁肃提出了五项应急预案（因为肃画五策）。鲁肃听罢吃惊不小，再也不敢轻视吕蒙，他激动得越过坐席跳到吕蒙那边，拍着吕蒙的背说（于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子明，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才略原来比你差得这么多（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

　　鲁肃于是跟吕蒙结为挚友，并拜见了吕蒙的母亲。

　　据《江表传》说，吕蒙开始并不喜欢读书，有一回孙权对他和另一个青年将领蒋钦说应该多读读书，这样有好处（宜学问以自开益）。吕蒙回答说军中事务繁忙，根本没有时间读书（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孙权于是耐心地给吕蒙上了一课，从自己的读书体会讲起，说明勤学的重要。这次谈话打动了吕蒙，改变了他对读书的看法，于是开始发愤向学，手不释卷，经过长期坚持和积累，学问居然超过了一些文人（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鲁肃跟吕蒙熟悉后，对他的进步感到不可思议，跟他开玩笑说：“现在你的学识这么好，既有武力又有谋略，再也不是吴下阿蒙了。”吕蒙回答：“一个人分别三天，就应该另眼相待（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这就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出处。

　　后来，鲁肃去世前向孙权推荐吕蒙接替自己，使吕蒙成为孙吴军队里继周瑜、鲁肃之后最重要的统帅。

　　孙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主动态势让曹操不能坐视不管，就在孙权迁址于建业的次月，即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他亲率大军前来合肥，与孙权争夺长江天险。

　　这一仗规模不小，但打得时间不长，在《三国志武帝纪》里只记载了几句话，在曹魏一方的其他各人传记里也基本上没提，具体有哪些人参加了这次会战不得而知。而在记录孙权一方的传记、史料中，对此战记载得很详细，这是因为此战曹军无功而返，虽然不像赤壁之战那样惨败，但也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失败。

　　据《江表传》说，曹操此行带来了四十万人马，很快打到了长江岸边，与孙权对峙（曹公出濡须，号步骑四十万，临江饮马）。四十万的数字显然有点夸张，或者是曹操又在故意虚张声势。孙权得到报告，不敢怠慢，立即率领七万人马应战，这个数字如果是真实的，那基本上就是孙权的全部家底了。

　　《江表传》的政治立场亲吴，说曹军四十万，自己一方七万，更能突出此次战果。孙权派折冲将军甘宁率三千人为前锋，并给甘宁下达秘密指令，让他一到前线就发起攻击，打曹军一个措手不及。

　　这是孙吴惯用的手段，人数既然不占优势，就得先发制人，先取得小胜，鼓舞士气，甘宁圆满完成了任务。

　　据《三国志甘宁传》记载，甘宁挑选了一百多名勇士组成敢死队，孙权赐给大家米酒和饮食，吃完，甘宁用银碗盛酒，自己先喝了两碗，然后再斟满交给敢死队队长（都督）喝。这个队长可能有点紧张，伏在地上起不来了，甘宁火了，拔刀横在队长的膝上，大声呵斥他。队长见他神情严厉，赶紧接过酒喝了，后面的敢死队员每人也都喝了一银碗的酒。二更时分，甘宁率敢死队悄悄出发（衔枚出斫敌），杀往敌营。据《江表传》记载，他们拔掉曹营的鹿角，潜入营垒，杀了几十名曹兵。曹营一片混乱，不知道有多少敌人攻进来了，乱了好大一阵，等到慢慢平静下来，甘宁等人已顺利返回自己的大营。

　　这时孙权也到了，甘宁连夜拜见孙权。孙权高兴地说：“这下子一定吓着曹操这老家伙了吧，让他也看看我们甘宁的胆量（足以惊骇老子否？聊以观卿胆耳）。”孙权还对大家说：“孟德有张辽，我有兴霸（甘宁字兴霸），足以匹敌！”

　　据《吴历》记载，濡须口附近的长江中有一个叫中洲的沙洲，曹操看到可以利用，于是命人乘油船率兵趁夜渡到洲上。哪知此举被孙权侦察到，立即调集水军前来围攻，曹军不是孙吴水军的对手，仅被俘虏的就有三千人。

　　曹军两战皆负，孙吴士气大振，反而主动在曹营外发起挑战，曹操下令坚守不出。《吴历》说有一次孙权亲自来挑战，乘轻船从濡须口前往曹军营寨，曹军将领要发起攻击，曹操说：“这是孙权前来观阵，后面没准有阴谋。”于是下令军中整齐军容，严阵以待，弓弩不得妄发。孙权又向前行进了五六里才回去，在船上吹吹打打，故意气曹军（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

　　《魏略》记载了另一次孙权来挑战的情形，这一次孙权是乘大船来的，曹操倒不客气，下令射箭，弓弩乱发，箭射到船身上。射中得太多，把船身都压偏了，孙权下令掉转船头，让另一面受箭，等船只恢复平衡后下令回去（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这大概才是真实版的“草船借箭”。

　　对曹操来说，这一仗打得实在窝囊，整体实力虽然占优，但在场面上却处于劣势，以至于孙权频频挑战都不敢应。曹操手下有个“泰山帮”，由于不是嫡系，曹操经常派他们南下扬州参战。据《魏书》记载，“泰山帮”的主将之一、曹操任命的青州刺史孙观也参加了这次濡须口会战，他在战斗中被流矢射中左脚，但仍然坚持战斗。事后曹操对他进行了嘉奖和慰问，把他由偏将军升为振威将军，但孙观够倒霉的，本来只是被冷箭射中了一只脚，结果伤势越来越重，居然死在军中。

　　此战再次暴露出曹军不善水战的弱点，随着春季到来，江水渐涨，孙权的水军优势将进一步发挥出来，形势对曹军更加不利。

　　据《吴历》记载，曹操在江上看到孙吴舟船整齐，军伍整肃，感叹道：“生个儿子就应该像孙权这样，刘表的那几个儿子要比起来都如猪狗一样（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这就是“生子当如孙仲谋”的由来。

　　孙权大概也洞悉了曹操的心理，他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说：“春水马上就要涨起来了，您应该赶紧撤退（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在这封信里孙权还另外夹了一张字条，上面只写了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接到孙权的信后，对将领们说：“孙权没有骗我（孙权不欺孤）。”曹操于是下令撤退。

　　这是一次劳而无功的战事，据《三国志孙权传》记载，曹军撤退后孙权趁机攻占了江北的许多地方。曹操担心沿江的各郡县被孙权占领，下令官民内迁，造成大面积恐慌，沿江的庐江郡、九江郡以及蕲春、广陵等地有十多万户渡江逃到孙吴，曹魏在合肥以南只剩下皖城了。

　　一般认为濡须坞故址在今天安徽省无为县境内，《资治通鉴》和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等书认为“无为”地名的由来与曹操有关，是说曹操多次用兵于此但始终无所作为。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中也有曹操“四越巢湖而不成”的话，据说说的也是同样的事。

　　【三、刘备的机会】

　　在孙权与曹操争锋于濡须口的时候，刘备早已离开了公安，他趁曹操、孙权相持不下之机，率兵进入益州。刘备此行竟然是应邀前往，邀请他的是益州刺史刘璋。

　　前面说过，在曹操南下荆州前后，刘璋曾先后派出三个战地观察团前往荆州考察形势，最后一个观察团的团长是张松。由于没有受到曹操的重视，张松对曹操很不满，加上曹操随后在赤壁打了败仗，张松回到益州后竭力劝说刘璋联络刘备。

　　曹操西征关中前曾派钟繇攻打汉中，不仅汉中的张鲁感到紧张，刘璋也深受震动。他意识到曹操迟早要拿下汉中，进而徐图益州，对此必须早作筹划。张松反复劝说刘璋邀请刘备来益州，增加益州的防卫力量，张松认为刘备有两大优势，一个是刘汉的宗室，也就是刘璋的本家，另一个是他是曹操的“深仇”，在抗曹这件事上刘备比谁都坚定。

　　张松说动了刘璋，刘璋问他派谁出使刘备，张松推荐了法正。

　　刘璋手下派系林立，有益州本土派，还有随刘璋入川的东州派，除了这两派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小的帮派，法正属于一个叫“扶风派”的帮派。他们都是关中地区扶风（今陕西眉县）人，除了法正外，还有孟达、射坚、射援、上官胜等人，都是建安初年由关中逃难到益州的。

　　张松是蜀郡人，应该属于益州本土派，但他平时与法正、孟达等人关系不错，政治上倾向于扶风派，所以关键时候推荐了法正。这其实是他们商量好的，但为了不引起刘璋的疑心，法正还假模假样地推辞了一番，之后受命出使刘备。

　　对于张松、法正、孟达等人主张引入刘备的建议，刘璋身边有不少人表示反对，刘璋属下的州政府办公室主任（主簿）黄权说“一国不容二君”，希望刘璋慎重考虑。对刘备有所了解的刘巴也认为，刘备不是能屈居于人下的，把他弄来必然是引狼入室（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纳也）。刘璋手下有个叫王累的做得更绝，据《华阳国志》记载，这位仁兄为了劝说刘璋，不惜自刎于州政府大门外，希望刘璋能够警醒，但刘璋不为所动。

　　这让人想起了多年前韩馥引袁绍入主冀州的那一幕，不是袁绍或刘备多有能耐，而是韩馥和刘璋太糊涂，再者就是跟前有一帮人太能忽悠。当初忽悠韩馥的是高干、郭图和辛评那伙人，现在忽悠刘璋的是张松、法正和孟达。

　　扶风派之所以卖力地替刘备公关造势，根本出发点还是为自己着想，他们既不是强龙也不是地头蛇，虽然个人能力都很强，但在益州一直受排斥。如法正当年在关中的时候就很有名气，但当他跟同乡孟达一块来到益州时，只谋到了一个新都县令的职务，后来无缘无故被调职，又一直没有安排新的工作，就是因为自己是外来户没有后台，因此长期不被重用（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

　　扶风派想通过引入刘备改变益州的政治格局，至于将来由谁主政益州他们倒不在乎，如果刘备取代刘璋他们没准也欢迎。现在，有这帮兄弟在里面帮忙，刘备不想要益州都不可能了。

　　要说明的是，刘备占有益州后这个扶风派仍然存在，他们依旧大行其事，法正、孟达的权势一度盖过诸葛亮，并且后来又有一位祖籍扶风的重量级人物到来，使这个小集团更加了得，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马超。

　　现在，受刘璋派遣，法正来到公安面见刘备，他一到就立刻暗中倒向刘备，他对刘备说：“以将军的英才，应该乘刘璋懦弱之时有所作为。张松在益州是个重要人物，他可以在内响应您（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於内），得手之后您就拥有了益州的殷富，以及天府之国在地理上的险阻，以此成就大业易如反掌。”

　　刘备大喜，决定率军溯江而上，进入益州。这是建安十六年（211年）的事，大概在孙曹第一次濡须口战役之前。

　　当时，刘备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守荆州，自己率数万人进入益州。在随军队伍里还有庞统，此前他在孙权那里任职，现在投奔到刘备阵营，刘备开始并未重视他，后来得知他与诸葛亮齐名，就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结果大为高兴，任命他也担任军师中郎将，与诸葛亮职务并列。此次率军到益州，诸葛亮和关羽守荆州，刘备就让庞统随行。

　　刘璋派法正率四千人前往接应，随后又亲率三万人马赶到涪县（今四川涪陵）迎接刘备，二人相见甚欢，刘璋大摆宴席招待刘备及其手下将士，“欢饮百余日”。

　　张松认为在涪县就可以解决掉刘璋，他让法正向刘备转达这项建议，庞统也认为现在正是机会，但刘备经过考虑后觉得时机并未成熟（此大事也，不可仓卒）。

　　刘璋表奏刘备代理大司马，同时兼任司隶校尉，考察刘备此前担任的最高职务，应该是曹操授意献帝任命的左将军，刘备后来担任了荆州牧，如今又被刘璋推举为大司马，地位更高，但这并非朝廷任命，并不合法。刘备也礼尚往来，表奏刘璋为镇西大将军，仍然担任益州牧。

　　刘璋想让刘备去打汉中的张鲁，为此他给刘备补充了人马，又把成都北面白水关的驻军划归刘备指挥，刘备所部人马达到了三万多人，武器装备等军用物资也很充足。刘璋回到成都，让刘备驻军葭萌关，此关位于如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镇，这里与川北另一个著名关口剑门关仅几十里，刘璋想让刘备以此为基地展开对张鲁的攻击。

　　刘璋净想好事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别人也不傻，更何况这个“别人”是老江湖刘备。

　　刘备到了葭萌关，根本不考虑进攻张鲁的事，而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率大军进抵濡须口，孙权向刘备这个新妹夫发出联合行动的请求（曹公征孙权，权呼先主自救）。刘备此时远隔千山万水，且压根没有援救孙权的打算，但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利用一下。

　　刘备派人告诉刘璋，说曹操攻吴，同时派乐进攻关羽，如果不及时援救，荆州将有失，这件事的紧急程度目前大于征张鲁（其忧有甚於鲁），因此请求刘璋再拨一万人马，以及后勤物资，让自己率军回援荆州。

　　刘璋又花钱又出人，目的是让刘备打张鲁，现在事情没有任何进展，刘备倒有趁机溜走的嫌疑，心里很不痛快，但也不便撕破脸，他只给刘备凑了四千人马，所要物资也都减半提供。

　　按说你没给别人办任何事，现在这些是人家白给的，已经很不错了，但刘备抓住把柄大做文章。据《魏书》说，刘备故意激怒手下的人说：“我替刘益州征讨强敌，历尽辛劳，不怕牺牲，但是他却吝惜钱财，有功不肯奖赏，还希望大家出死力作战，有这样的道理吗？”

　　张松、法正等人也抓住机会，作好了暗中与刘备配合的准备。张松的哥哥、广汉郡太守张肃知道了他们的密谋，害怕连累自己，于是向刘璋告发，刘璋下令把张松抓了起来，处斩。

　　刘璋同时命令川北各路驻军加强防范，不让刘备人马通过。刘备大怒，把白水关守军将领杨怀召来责斥一顿后杀了。刘备派黄忠、卓膺率兵进攻成都的刘璋，自己到白水关把驻军家属看起来作为人质。白水关的驻军很有战斗力，号为白水军，刘备手里握有白水军将士的家眷，不担心他们会叛乱，于是率白水军赶上黄忠、卓膺，占领了涪县。

　　刘璋派刘、冷苞、张任、邓贤等人领兵与刘备相拒于涪县，这几路人马都打了败仗，刘璋退保绵竹。后来他又派李严统率绵竹各军与刘备对抗，哪知李严一上战场就率众投降了。

　　这时，东边的濡须口会战已经结束，荆州的威胁也降低了，刘备派人通知诸葛亮，留下关羽守荆州，让他与张飞、赵云等人带兵溯江西上，先后攻占了白帝城、江州、江阳等地，刘璋最后退保成都以北的雒城（今四川广汉雒城镇）。

　　刘璋之子刘循以及张任、刘拼死守卫雒城，刘备围了一年之久，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雒城才被攻破。此战刘备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他的军师中郎将庞统率众攻城，被流矢所中，不治身亡。

　　攻占雒城后，刘备进围成都。成都城池很坚固，雒城尚且守了一年，成都更不好打，但刘璋只守了几十天就开城投降了，原因是刘备那边来了个猛人。

　　这个人就是马超。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被曹操打败，后又被杨阜等人赶出了凉州，他只好跑到汉中的张鲁那里栖身，但张鲁对马超很有戒心。马超又跟张鲁手下的将领杨昂等合不来，心里很不痛快，听到刘备跟刘璋在益州交手，感觉是一个机会，就写信给刘备表示愿意转投他。

　　马超主动跳槽对刘备来说是意外之喜，他派人迎接马超，让他驻兵于成都城外。马超从张鲁那里跑出来时没带几个人，他新纳的妻子董氏、儿子马秋还在张鲁手里，他的爱将庞德也没有随行，总之来得很匆忙，或者说有点狼狈。

　　这一点刘备倒觉得无所谓，只要有马超的名气就够了。据《典略》说，刘备悄悄给马超增兵，就说是马超带过来的，让他们屯驻于成都城北，然后宣称马超带凉州兵前来助战。城内本来就信心不足，听说名将马超和勇猛异常的凉州军来了，斗志彻底瓦解，便开城投降了。

　　刘备攻克成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置酒大会，飨食三军）。刘备宣布自任益州牧，下令把刘璋迁居于公安，让他挂个振威将军的名义，实际上是软禁起来了，这个振威将军曾经是曹操以献帝名义授予刘璋的，倒是合法的。

　　从建安十六年（211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用了三年时间占领了整个益州。到了这时，天下三分的局面也就初步形成了。

　　【四、兵出大散关】

　　大约在刘备与刘璋相持于雒城前后，即建安十九年（214年）夏天，孙权突然发动了皖城战役，进攻曹操任命的庐江郡太守朱光。朱光在庐江郡广开稻田，眼看水稻将要收获，吕蒙建议孙权必须消灭他，否则待到水稻大丰收，他的势力必然倍增，孙权接纳建议。

　　皖城（今安徽潜山）城防坚固，孙权手下将领们认为应该堆积攻城的土山，准备攻城器具，才能拿下皖城。当时连续多天大雨，吕蒙认为大雨有助攻城，做土山有点来不及，且容易被水冲垮，应该举三军的锐气，从四个方向同时猛攻，不用太久必可将城攻破（以三军锐气，四面并攻，不移时可拔）。

　　孙权要想拿下皖城其实只有这一种办法，因为驻扎在合肥的张辽已率援军向这里开来，孙权必须速战速决。

　　孙权接受了吕蒙的建议。吕蒙推荐甘宁任攻城总指挥（升城督），甘宁手握绳索亲自攀城，吕蒙在后面支援，他亲自擂鼓助阵。攻城战从半夜时开始，到拂晓时分便将城攻破（侵晨进攻，食时破之），俘获庐江郡太守朱光、曹操派在庐江郡的联络员（参员）董和等以下男女数万人。曹操在合肥以南最大的据点被孙权攻占了，孙权任命吕蒙为庐江郡太守。

　　张辽正率援军向这里赶来，但城破得太快了，他才到达夹石（今安徽桐城境内）就接到皖城被攻占的消息，于是撤回合肥。

　　皖城丢失后合肥完全暴露在敌人眼前，孙权步步紧逼，曹军陷入被动。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曹操决定再次用兵于东南，这一年的七月，他让曹植留守邺县，自己亲率大军前往合肥。

　　以往曹操出征都是曹丕留守邺县，此次曹丕随征，曹植留守，联想到此时曹操还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不由得不让人产生联想。此时曹植二十三岁，曹操临行前告诫他说：“我当年当顿丘县令时也是二十三岁，回想起那时的所作所作，至今无悔。你今年也二十三岁了，不可不常常自勉呀！”

　　这时距上次濡须口撤军仅仅几个月，有不少人认为应该休整一下再说。据《九州春秋》记载，参军傅干向曹操进谏说：“治理天下有两种途径，文治和武治（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明公用武已十平其九，现在没有遵从王命的只有吴与蜀，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应该采取德治。我认为现在应该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以此稳固内外之心，然后兴学校，教导百姓崇尚节义。以明公的神武，再修以文德，那么普天之下就没有不服从的了。现在您举十万之兵于长江之滨，如果敌人凭借险要深藏兵力，就无法立刻取胜，那样只能挫伤自己的锐气，敌人也不会心服。总之，明公应该多想想虞舜休兵养息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

　　但是曹操不听，不是他不想学虞舜，而是现在的形势有很大不同，他也想歇一歇，但形势逼人，敌人不允许他歇下来。

　　在行军的路上，魏国的尚书令荀攸不幸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荀攸是曹操的心腹智囊，曹操对他评价极高，说他“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荀攸生病期间，曹操派曹丕前去探视，曹丕“独拜床下”，说明荀攸在曹氏父子心目中地位很重。

　　此次远征很快就结束了，曹操到达合肥后即下令撤军，时间是建安十九年（214年）十月。

　　又是一次无功而返，不过这一回情况不同，曹操接到情报，说刘备攻进了成都，曹操有点坐不住了。

　　刘备攻占益州的消息对曹操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中线已暂处守势，东线的战事劳而无功，如果刘备在益州坐大，将来由西线出击，曹操将面临同时打三场大仗的危险。

　　诸葛亮曾经替刘备分析过，如果单从某一点进攻势力强大的曹操则很难取胜，如果能两路配合，将令曹操首尾难顾（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益州的攻取朝着实现诸葛亮“隆中对”中提出的战略迈出了一大步。

　　曹操何尝看不出其中的利害，益州让刘备得了先手，汉中不能再落入刘备手中，如果那样关中将无险可持了。

　　曹操决定调整战略部署，即刻发动汉中战役。

　　曹操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人守合肥，只给他们留下了七千人马。曹操又任命薛悌为各军联席参谋长（护军），临行前秘密把薛悌找来，交给他一封信函，薛悌看时发现函边写了四个字：“贼至乃发。”薛悌明白现在还不到看的时候。

　　曹操想抓紧时间到达汉中，所以他没有回到邺县，而是直接沿黄河西进，于十二月到达位于洛阳以北的黄河渡口孟津，次年三月到达长安。在此期间，继续有人反对用兵，黄门侍郎刘递上一份很长的上书，阐述继续用兵的危害。他说：

　　“自明公起兵已来，三十多年攻无不破，强敌无不顺服。如今孙权恃险于吴，刘备不服于蜀，但论他们的势力和影响，未必比袁绍更强大，孙权、刘备未臣服，不是我们的智慧、武力不如以前了（而二寇未捷，非弱于今而智武於昔也），而是形势有了新变化。

　　“周文王当年伐崇国，打了三十天都没打下（文王伐崇，三驾不下），之后勤修德政，崇国表示臣服。秦国还是诸侯的时候，征战无不取胜，但称帝之后，几个人登高一呼社稷就完了，这是用武力于外，对内不能体恤民众造成的（秦为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东向称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毙于外，而不恤民于内也）。

　　“我担心吴、蜀的力量虽然比不上六国，但当世也不乏陈胜、吴广那样的人才，这一点不得不考虑呀（臣恐边寇非六国之敌，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势，此不可不察也）。于今之计，不如据四方之险，选择要害处把守，这样明公就可以高枕无忧，专心考虑如何治国，广种农桑，推行节约，不出十年，定会国富民强。”

　　这番话要是孔融那样的人说出来，曹操一定会想想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但刘一向忠于曹操，曹操也尊重刘，刘的想法有一定代表性。不过这些想法曹操并不赞成，他认为未免有些不合时宜，以教化征服敌人只能是纸上谈兵。

　　曹操公开答复刘说：“不仅君王应当理解臣下，臣下也应当了解君王，现在让我遵行周文王的仁德，恐怕并不符合实际（非但君当知臣，臣亦当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曹操决定继续向汉中用兵。

　　关中与汉中之间是巍峨的秦岭，即使是现在这里也是交通不发达的地方，在那个年代秦岭宛如一道天堑，阻隔汉中与外界的沟通。在地势险峻的秦岭间，有三条南北方向的道路可供通行，自东向西分别是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这三条道路距汉中的直线距离最近，但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易守难行，风险很大。

　　由于准备工作并不充分，为保险起见曹操放弃这三条传统道路，改由大散关绕行。

　　关中有四大门户，东面是函谷关，南面是武关，西面是大散关，北面是萧关。大散关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南面的大散岭上，这里号称“川陕咽喉”，是入川、入汉中的要道，《读史方舆纪要》说大散关“当山川之会，扼南北之要”，并说关北的势力如果不占领此处，就不能图谋蜀中，关南的势力如果不占领此处，就无法图谋关中（北不得此无以启梁益，南不得此，无以图关中）。

　　当年刘邦、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说的就是明着修整秦岭中的子午道等栈道，暗地里却从陈仓的大散关出兵，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不过当时他们进攻的方向与曹操刚好相反，曹操是从大散关杀入汉中，刘邦、韩信是从汉中经大散关杀往关中。

　　从大散关进入汉中虽然路绕得远了点，但却相对保险。建安二十年（215年）四月，曹操率军抵达大散关，在此他诗兴大发，写下了《秋胡行》二首，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堕谷间。坐磐石之上，弹五弦之琴。作为清角韵，意中迷烦。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

　　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旁。负被裘，似非恒人。谓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徨徨所欲，来到此间？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

　　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历观，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沈吟不决，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正而不谲，辞赋依因。经传所过，西来所传。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

　　诗中写道：清晨登上了大散关，关山路险，牛都累得僵卧不起，有些车辆坠落到山涧。坐在大圆石上，弹一曲五弦琴，但心情仍然烦乱。这时有三位仙人来了，问我有什么困苦，为什么艰难跋涉来到此间？我想住在昆仑之颠，我想成为得道之仙，我想访问名山大川，我想畅游八方，以石为枕，喝着清凉的山泉。然而，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仙人就飞走了，从此我将继续与俗事相连，从此夜夜难眠，只能惆怅自怜。诗中写了大散关的险峻和道路难行，也写了自己渴望求仙得道的思想，幻想着遇到仙人，随仙人而去，最终却无法摆脱俗事的困扰，既悲凉又惆怅。

　　这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曹操诗人的风采和他真实的内心，看到了此刻他的追求和渴望，他的孤独与苦闷，有些是永远无法诉说也无人能理解的，只能在这些诗文中窥视一二。

　　看来，已经六十一岁的曹操真觉得有点累了。

　　【五、意外收获】

　　汉中郡隶属于益州刺史部，其郡治在南郑县（今陕西南郑），曹军此次的进军路线是由陈仓故道向南，过大散关、阳平关，直驱南郑。曹操四月份到达大散关，但直到七月份才来到阳平关，除了路道崎岖难行之外，平息氐人的叛乱也是行动迟滞的原因之一。

　　氐人世居于秦陇、巴蜀一带，与羌族杂居，所以又有“氐羌”的称呼。氐人有自己的王，东汉末年主要聚居于武都郡，即汉中郡的西邻，属曹魏新置的雍州刺史部管辖。

　　就在曹操南下汉中的时候，氐王窦茂突然起兵反叛，他们聚集一万多人，峙险不服。曹军如果继续南下，氐王就如同顶在背后的一把刀，这不是个小事。

　　所以，在四月至七月的这一段时间，曹操主要解决氐人的问题，他派张郃、朱灵率所部在雍州刺史张既的配合下攻打氐王。窦茂退守河池（今甘肃徽县），曹操下令猛攻，五月份将河池攻破，曹操下令屠城。

　　窦茂的覆灭，对雍州刺史部其余仍在割据中的各路势力形成了威慑，也就在这时候，盘踞在西平、金城一带的、蒋石等人斩杀了韩遂，把首级送给了曹操。据《典略》记载，老牌军阀韩遂起兵共三十二年，死时已七十多岁。

　　据《魏略》记载，除了氐人之外，曹操还解决了占据于此的刘鸣雄部。这个刘鸣雄是关中地区的蓝田人，郭汜、李作乱关中时隐入山中，很多人跑来依附他，马超叛乱时也来拉拢他，但他没有参加。曹操入大散关路过此地，刘鸣雄前来拜见，曹操很高兴，对他说：“我刚进关，就梦到一个神人，该不会就是你吧？”于是拜他为将军，让他召集部众，随同大军行动。

　　刘鸣雄的手下却不愿意归降曹操，他们劫持刘鸣雄造反，很多人前来依附，人数有数千人之众，他们占据武关道口。曹操派夏侯渊前往讨伐，刘鸣雄等人逃入汉中。

　　解决了这些问题，曹操南下再无后顾之忧。在武都郡曹操召见了太守苏则，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让他带人担任大部队的向导（太祖征张鲁，过其郡，见则悦之，使为军导）。

　　这时麦子已经成熟，张既、苏则等人组织民众就地收获小麦，加上从关中调来的粮食，军粮供应不成问题，这也是曹操从合肥撤军急着发兵汉中的原因，他要赶上小麦成熟的季节，以保证军粮供应。

　　但军粮运输的难度很大，为此曹操命令河东郡太守杜畿征调一支五千人的运输队负责前线运输。杜畿治理河东郡有方，受到过曹操的嘉奖，上次潼关会战杜畿在后勤保障方面已经做出过重大贡献，这次五千人长途跋涉远离家乡，大家士气很高，都互相勉励：“人都有一死，宁死也不能辜负杜太守（人生有一死，不可负我府君）。”这支运输队竟然没有一个人逃亡。

　　除了杜畿外，曹操任命的长安特别市市长（京兆尹）郑浑也参加到支援前线的工作中，事后也受到曹操的表彰。

　　曹军继续行进，曹操命令张率五千步兵在前面开道，于七月份到达阳平关前。

　　阳平关位于今陕西省勉县境内，是汉中的西大门，它北面是秦岭，南临汉水和巴山，处于陈仓故道和金牛道的交汇处，这两条古道一条是关中南下汉中的必经之路，一条是汉中入川的必经之路，阳平关处于其结合部，可见地理位置之重要。

　　现在宝鸡到成都有一条宝成铁路，宝成铁路到陕南向右有一条支线，通往汉中、安康，这两条铁路的交汇处就是阳平关火车站。

　　据《魏名臣奏》记载，还在武都郡的时候，曹操曾向当地人询问过阳平关一带的地形，有人告诉他阳平关地势一点都不险要，关前的南北两山相距很远，不容易守住。但到了阳平关，曹操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由得感叹道：“别人转述的，未必都是真实情况呀（他人商度，少如人意）。”

　　听说曹操亲率大军到达阳平关，张鲁自知不是对手，准备投降，但是遭到其弟张卫的反对。

　　张鲁于是派张卫以及杨昂等人率兵数万，在阳平关前横着筑石城十多里，拦住曹军的进攻。曹军大约有十万人，张鲁军大约三万人，但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人多并不是最有利的因素，由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曹军死伤惨重。

　　曹操感叹道：“打了三十年的仗，还没有这样受制于人的（作军三十年，一朝持与人，如何）。”

　　曹操决定撤兵，但是奇迹发生了。据《魏名臣奏》记载，曹操下令夏侯、许褚所部退兵，但在他们撤退过程中夜里误入敌人兵营，敌人不知究竟，还以为曹军攻营得手，竟然四散败走。

　　当时侍中辛毗、刘晔等人随军行动，他们赶紧告诉夏侯、许褚，说已经占领了敌人的要塞。夏侯、许褚不相信，亲自察看，确认果然是真的，回来报告曹操。

　　《世语》也记载了一件类似的事，说两军决战的关键时刻，突然不知从哪里窜出来数千只麋鹿，冲入张卫大营，张卫军营夜惊。恰在此时，曹操手下的高祚等离此不远，高祚吹响鼓角，召集其他友军。张卫大惧，以为这都是曹军预谋好的攻营战术，于是投降（夜有野麋数千突坏卫营，军大惊。夜，高祚等误与卫众遇，祚等多鸣鼓角会众。卫惧，以为大军见掩，遂降）。

　　阳平关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攻下了，在南郑的张鲁见已无险可守，也想投降，但他手下的人事处长（功曹）阎圃劝他投降可以，但不要这么轻易就降。

　　阎圃认为：“现在就这么投降了，必然没有什么分量（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先投奔杜和朴胡，然后看情况再说，到那时再投降功劳也大些。”

　　张鲁于是带领一部分人南入巴中。巴中即巴郡，在汉中郡之南，属益州刺史部，大巴山地区多在其内，包括今天四川省和重庆市所辖的万县、达县、南充等地，杜和朴胡是当地部族首领。

　　临走前，有人建议搞一些破坏，把仓库等设施烧毁，不留给曹操。张鲁不同意，他说：“本来打算归顺朝廷，现在离开是暂避锋芒，没有恶意，仓库里的东西都归朝廷所有。”张鲁让人贴上封条，然后才走。

　　曹操到了南郑，果然对张鲁的做法很高兴，他得知张鲁有归降的本意，就派人到巴郡寻找张鲁，劝他投降。

　　这一年的九月，巴郡地区的部族首领朴胡、杜率部出降，曹操下令分巴郡为巴西郡和巴东郡，任命朴胡为巴东郡太守，杜为巴西郡太守，都封为列侯。

　　十一月，张鲁率家属从大巴山出来投降，曹操以天子的名义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一万户，封张鲁的五个儿子以及阎圃等人为列侯。

　　据《典略》说，当初马超逃往益州，没有来得及带上妻子董氏以及儿子马秋。现在董氏和马秋都到了曹操手上，曹操把董氏赐给阎圃为妻，把马秋交给张鲁处理，张鲁很恨马超，亲手把马秋杀了。

　　张鲁亲手杀了马秋，还有向曹操表示忠心的意思，说明他与马超已成不共戴天的仇人，让曹操放心。

　　马超走得确实很匆忙，他把部将庞德也留在了张鲁处。张鲁失败后，庞德率部投降。曹操早就听说庞德作战勇猛，便拜他为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食邑三百户。庞德从此忠心耿耿追随曹操，至死不渝。

　　汉中攻破，前面那个逃到汉中来的刘鸣雄走投无路，再次投降曹操，曹操看到刘鸣雄，一把拽住他的胡子说：“老家伙，这回又抓到你了（老贼，真得汝矣）！”曹操恢复了他的职务，把他迁到渤海郡。

　　建安十六年（211年）与马超一同在关中作乱的程银、侯选等人各率一千余家此时也逃在汉中。汉中攻破后，他们出来投降曹操，曹操既往不咎，仍然恢复了他们的职务。

　　曹操对张鲁等人封赏都很重，原因并不像阎圃说的那样，而是曹操考虑到张鲁祖孙三代在汉中统治时间很长，又有一套“五斗米教”相辅助，在汉中影响很大，只有尊崇张鲁，才能得到汉中的人心，巩固汉中的统治，为进图益州作长远规划。

　　此时益州已被刘备占有，就在张鲁南入巴郡的时候，黄权曾向刘备建议：“如果失去汉中，则巴郡不可保，等于失去了益州的一条臂膀。”刘备于是任命黄权为护军，督率就近的各军前往巴郡，迎接张鲁。可是晚了一步，张鲁投降了曹操。

　　黄权转而攻击曹操新任命的巴中太守朴胡、杜等人，曹操命张率部赶往巴中进行支援，刘备也派张飞支援黄权。张与张飞战于巴中，双方相持五十多天，张飞打败了张，张撤回南郑。刘备任命张飞为巴西郡太守，三巴地区的大部分地区便归了刘备所有。所谓三巴，习惯指巴郡、巴东郡和巴西郡。

　　这时，担任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丞相主簿）的司马懿向曹操建议：“刘备以骗术取得益州，蜀人未必肯服，此时他们与孙权为荆州的事相争于江陵，这是一个机会。如今攻克汉中，益州震动，进兵攻之，益州必然瓦解。圣人说过，做事不违背天命，但也不能失去时机呀。”

　　司马懿的建议并非没有道理，刘备得益州后，孙权趁机索要借出去的南郡等地，孙刘联盟出现了裂痕，这倒是一个机会。

　　刘晔也建议，攻克汉中后益州震动，正是一举攻占益州的最好时机（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如果失去这个机会，必然给今后留下难题。

　　但是曹操迟疑不决，汉中之得有很大偶然性，如果不是天佑曹魏，说不定此次也是无功而返。这次行动的目标是汉中，既然目标已经实现就应该退兵了。

　　曹操没有接受司马懿和刘晔的建议，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这就是“得陇望蜀”典故的由来。

　　据《傅子》说，曹操很快就后悔了，他意识到失去了一次进军益州的好机会。占领汉中不久，有从益州那边投降过来的人报告说，听到曹军攻占了汉中，蜀中“一日数十惊”，虽然刘备连杀了不少人，但都不能安定局面（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这时候曹操动了南下益州的念头，他问刘晔是否可行，刘晔回答：“时机已经错过，现在那里的局面必然初步安定，不能再进攻了（今已小定，未可击也）。”

　　《傅子》的说法值得怀疑，战机虽然稍纵即逝，但进攻益州这样的大会战不是突袭，战机不会在几天之间就发生太大的逆转，即使前面曹操决定用兵，杀到成都耗时也得数月，怎么可能刚过几天就变化得这么快？

　　而从张和张飞在巴中地区交战的情况看，曹军如果即刻南下，在局面上未必占优，先不说汉中、巴中初定，人心不稳，单就战争准备、熟悉道路等方面，也不是仓促就能完成的。

　　曹操没有采纳司马懿和刘晔的建议，是明智的。

　　曹操任命夏侯渊为总指挥（都护将军），率领张、徐晃所部留守汉中，派丞相府秘书长（丞相长史）杜袭以驸马都尉负责处理汉中的政务。汉中郡之前已被刘焉改为汉宁郡，曹操下令恢复汉中郡，将汉中郡的安阳、西城等县分出来，设置西城郡，将锡县、上庸县等分出来，设置上庸郡，分别设置了太守、都尉。

　　【六、单刀会】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攻入成都，得到了益州。孙权听到消息，后悔不已，他知道被刘备忽悠了，后悔没有听周瑜、甘宁等人的建议先下手为强。

　　当初孙权也向刘备提出过联合攻打刘璋的建议，刘备回答说他与刘璋是同族，不忍心下手（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于左右，备独悚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孙权想单方面出军，越过刘备攻打益州，他派堂弟孙瑜率军进到夏口，刘备率兵阻挡。

　　刘备发狠说：“你们非要攻打益州，我就逃到深山里去，也不失信于天下（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

　　孙权真想让这个妹夫逃到深山里当野人去算了，但那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刘备在他们前进的路上已布上重兵，他让关羽屯驻江陵，张飞屯驻秭归，诸葛亮屯驻南郡，刘备自己屯驻孱陵，你非要从这儿过，只有刀兵相见了。

　　不是刘备耍无赖，而是孙权太天真，大家虽是同盟加亲戚，却不是真正的一家人，怎可能让你凭着几句话就顺利过境？

　　孙权想了想，没敢立即摊牌，毕竟与刘备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曹操在那里，互相残杀只能自取灭亡。

　　刘备夺取益州后，孙权再次向刘备提出荆州问题，但刘备仍然装糊涂。更可恼的是刘备说的话：“等得到了凉州，再将荆州归还（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

　　孙权大怒，这不是耍我吗？孙权不管那一套，直接任命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官吏，单方面去接收地盘，被关羽全部赶了出来。

　　孙权急调吕蒙率兵两万来攻打三郡，吕蒙向三郡官民发布公告，长沙郡和桂阳郡望风归服，只有零陵郡太守郝普守城不降。

　　眼见丢了江南的两个郡，刘备也急了，亲自由成都赶到公安坐阵指挥，他派关羽率兵与吕蒙展开争夺。孙权也当仁不让，由建业前往陆口，孙刘大战眼看一触即发。

　　吕蒙这时还在攻打零陵郡，他知道南阳人邓玄跟郝普关系很好，就把邓玄找来，对他说：“郝普素来忠义，但是对现在的局势可能有点看不清楚。刘备在汉中被夏侯渊所困，关羽在南郡，他们都没有余力救援这里。我考虑，不出几天城必被攻破，落个城破身死的下场有什么好处？先生可以去见郝普，向他陈述利害。”

　　邓玄于是入城见了郝普，转达了吕蒙的意思，郝普投降。

　　后来郝普知道刘备已到公安，而关羽就在离此不远的益阳，羞愧不已，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惭恨入地）。吕蒙留下孙河守零陵郡，自己率军赶赴益阳，支援在那里的鲁肃。

　　益阳成了双方对阵的焦点，关羽和鲁肃分别指挥两边的人马，大有随时动武的迹象。鲁肃一向是孙刘联盟的坚定拥护者，他知道一旦双方开战，后果将不堪设想，那是曹操做梦都想看到的结果。

　　鲁肃还想做更多努力，他想面见关羽当面陈述利害。甘宁等诸将都认为太危险，劝他不要去（鲁肃欲与关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

　　鲁肃曰：“今日之事已到了关键时刻，刘备明显理亏，在是非未定之时，关羽也不敢轻举妄动吧！”

　　鲁肃邀请关羽见面，双方约定兵马都停在百步之外，只有鲁肃和关羽两人单刀上前相见。关羽是一流的猛将，但鲁肃也不是文弱书生，根据《吴书》记载，鲁肃生得“体貌魁奇，少有壮节”，精通“击剑骑射”，有一次敌人的骑兵追击他，他厉声喝斥敌人，把盾牌立在地上，远远地弯弓怒射，每一箭都把盾牌射穿，敌人被吓退。

　　据《三国志》记载，鲁肃一见面就斥责关羽：“当初是因为你们败军远来，无所依托，我们才把土地借给你们。现在你们已经得了益州，却没有奉还之意。我们只要求三个郡，又被赶了出来。”鲁肃还没说完，关羽身后有一人高声喊道：“土地这个东西，谁有德谁占有，何人能永远拥有（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

　　鲁肃大声呵斥这个人，声色严厉。关羽操起刀，对身后说话的那个人道：“这是国家大事，不要随便议论（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然后瞪着这个人直到他离开。

　　《吴书》也详细记载了双方这次会谈。

　　关羽首先说：“乌林之役时刘将军亲临前线，寝不脱甲，戮力破曹，最后岂能只落得个徒劳，而无一块土地安身？足下是来收回土地的吗？”

　　鲁肃回答道：“不对吧，开始我与刘将军相会于长阪坡，刘将军的人马不过千把人（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走投无路，士气低落，还打算逃往远方（图欲远窜）。我们主上有感于刘将军无处安身，给了他土地和人民，让他度过难关。可刘将军隐藏自己的野心，违背道义和准则，破坏双方的联盟。如今刘将军既已得到益州，却还想全部占有荆州，这是普通百姓都不会做的不义之事，何况像刘将军这样的英雄呢？我听说祸患起于贪婪和背信弃义，关将军如今身负重任，难道不能辨别是非吗？反而要凭借弱旅与我们抗争，你们能不失败吗？”

　　鲁肃一番话，让羽无言以对。

　　《三国志鲁肃传》说关羽与鲁肃当场达成和解协议，双方以湘水为界，湘水以东归孙吴，湘水以西归刘备，一场危机以和平手段化解。

　　其实，双方和解的决定不可能在单刀会上做出，关羽和鲁肃都没有这么大的决策权。双方很快达成和解，原因是此时曹操已进军汉中，刘备吃不消，主动与孙权求和（会闻魏公操将攻汉中，刘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于权）。

　　刘备派谁出使孙权史书没有记载，孙权派来的回访使者是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

　　据《三国志诸葛瑾传》记载，诸葛瑾出使刘备，会面的地点应该是在成都。曹操进军汉中后，刘备已从公安回到成都，所以诸葛瑾还看到了他的弟弟，已离别了二十年的诸葛亮。

　　但是，他们只谈公务，不谈私事，私下也没有见面（退无私面）。诸葛瑾由于身份特殊，以后还多次出使蜀汉，但公私分明的做法一直保持着。

　　在诸葛瑾回访后，双方才达成正式协议，以湘水为界将荆州一分为二，湘水以东的长沙郡、江夏郡、桂阳郡归孙权，湘水以西的南郡、零陵郡、武陵郡归刘备。

　　根据这个协议，孙权收获很大，当初他让出的地盘仅是半个南郡而已，如今却拿回来差不多三个郡。

　　孙权如果要表达谢意的话，一定得感谢曹操，没有曹操帮忙，刘备又怎么肯心甘情愿地让出地盘呢？

　　【七、逍遥津】

　　孙刘联盟暂时得以维系，刘备把主力调往益州北部，专心对付曹操去了。孙权决定趁这个难得的机会大干一把，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就在曹操刚刚攻入张鲁大本营南郑的前后，孙权集合十万人马进攻合肥。曹操上次离开合肥的时候，留下张辽、李典、乐进三员猛将，但给他们留下的人马并不多，只有七千人。

　　曹操也考虑到孙权将趁自己远征汉中之机向合肥发难，他已经想好了对策，但没有公开，而是写在一封密函里，交给留守部队的联席参谋长（护军）薛悌。

　　当互不隶属、军职也相当的几路人马共同担任某项防务时，为了便于各路人马之间的沟通、联络和协调，往往设护军一职，他们地位一般不是特别高，但直接向曹操本人汇报，直接接受曹操的指令，因而地位很重要。

　　曹操走后薛悌谨遵指示，没有打开过那个密函，直到孙权率十万人马向合肥杀来，薛悌想时候应该到了，赶紧当着张辽、乐进、李典诸将的面打开来看。大家还以为丞相留下了什么秘密武器，期望值挺高，谁知只看到上面写了几句话：“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

　　大家有点失望，当前明显寡不敌众，宜采取守势，等待援军的到来，如果主动出击，能否取得胜利实在很怀疑。只有张辽认为丞相的指示是正确的，他说：“曹公远征在外，如果我们坐等待援，敌人必然会击破我们。所以曹公命令我们趁敌人没有集齐之时发起攻击，挫伤他们的锐气，以安定军心，然后才能守住。”

　　乐进、李典等人还有些犹豫，张辽有些生气：“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如果还要怀疑，我张辽愿意单独一战！”

　　李典跟张辽平时有矛盾，此时慨然说道：“这是国家大事，我不能以私心而忘记公义，请让我跟随你前进！”

　　于是，张辽连夜招募敢死队，共选了八百人，杀牛飨食，让他们饱餐一顿。天亮后，张辽亲自披甲持戟，率领这八百勇士杀入敌营。

　　张辽一边杀，一边大呼自己的名字，他们连杀数十名敌人，其中还包括两员将领。他们冲锋的速度极快，转眼杀到孙权的指挥部（冲垒入至权麾下）。

　　孙权完全没有料到，他大吃一惊，不知道如何办，跟前有一个土堆，可能是一处坟堆（高冢），孙权顾不了那么多，抱着一把长戟就上了土堆。张辽站在土堆下，高喊让孙权下来一战。孙权不敢动，这时孙权手下诸将杀了过来，将张辽围住。

　　张辽率身边数十人又往外面杀，刚杀出重围，听见后面有人求救，回头看是自己带来的人里有被孙吴士兵围住不能脱身的，张辽于是又往回杀，所向披靡，敌人没人敢挡。张辽顺利地将被围的士兵解救出来。

　　这一战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张辽就用这八百人在孙权大营里连冲带杀，孙吴军队居然毫无办法，看着他们杀进杀出，孙吴士气大损。

　　孙吴军队又攻了十多天，被士气高昂的曹军挡在城下无法得手，孙权决定撤兵。

　　孙吴军队接到命令陆续撤退，孙权和吕蒙、甘宁、凌统、蒋钦、陈武、潘璋等将领留在后面督阵。合肥城外有条淝水，淝水上有一个渡口叫逍遥津，孙权等人正在逍遥津以北等待过河，被远眺敌情的张辽恰好发现。张辽率兵突然杀出，目标直指孙权。

　　这一击实在太突然了，孙权等人毫无防备，吕蒙和甘宁拼死保护孙权，凌统指挥身边的人架着孙权就走（甘宁与吕蒙等力战敌，凌统率亲近扶权出围），把孙权转移到安全地带。凌统返过来再与曹军交战，身边的人一个个战死，他也多处受伤，估计孙权已经脱险，才撤离战场。

　　吕蒙、甘宁、蒋钦等人死战张辽以掩护孙权，甘宁勇猛异常，不停地引弓射敌，负责鼓吹的士兵大概也伤亡得差不多了，甘宁发现自己一方突然没了声响，还厉声询问，史书称其“壮气毅然”。

　　甘宁以前是刘表的部下，刘表派他跟随黄祖与孙权作战，在一次战斗中他射杀了凌统的父亲凌操，从此结下了仇恨。凌统掩护孙权撤退后重新杀回，他跟甘宁默契配合，抵挡住了曹军的猛攻。

　　据《三国志潘璋传》记载，孙吴的将领陈武力战而死，宋谦、徐盛、甘宁等人负伤。

　　《献帝春秋》称张辽遇到一个紫色胡须的吴将，上身长、下身短，在马上很善射，张辽问孙吴的降卒这个人是谁，降卒回答是孙权，张辽懊悔不已，赶紧跟乐进急追。

　　据《江表传》记载，孙权骑马到了逍遥津渡口上的一座桥，这座桥年久失修，桥面已坏，有一丈多宽的地方没有桥板。此时只有他的侍卫长（亲近监）谷利在身边，谷利让孙权握住马鞍稳住身体，他在后面挥鞭以助马势，马使劲腾越，最后跳过了断桥。谷利立下大功，后来被封为都亭侯。

　　孙权侥幸逃过淝水，遇上部将贺齐率三千人前来接应，孙权才得以脱险。贺齐把孙权迎入大船，摆上酒宴为孙权压惊，席间贺齐落下眼泪，他对孙权说：“人主的安危是大事，今天我们几乎酿成大祸。群臣震怖，像没有天没有地了一样，我将把今天这件事作为终身之诫！”孙权也走下座席，过去替贺齐擦干眼泪（权自前收其泪）。

　　甘宁等人随后突围而回，其中凌统受伤最重，到淝水边时，桥已被曹军破坏，凌统穿着甲胄潜水渡河。到了孙权的大船上，孙权见了又惊又喜，把凌统留在自己的船上，亲自为他换了衣服，拿出珍藏的“卓氏良药”为凌统疗伤，凌统才得以不死。

　　逍遥津一役，曹军以七千余人打退孙吴十万人的进攻，两次陷孙权于危难，使孙权损兵折将，创造了战场神话。

　　经此战后，张辽名气更大，自那时起张辽的名字便与逍遥津联系在了一起。

　　后人评论此战的胜利，一方面归功于张辽等人作战勇敢，面对强敌敢于主动出击，以不足十分之一的力量对比，打得敌人节节退缩。另一方面，对于曹操的知人善任也给予高度评价。

　　曹操在留下的封函里仿佛已经预知了一年后发生的情况，对于如何用兵给出了清楚的指示，他知道张辽、乐进、李典等人互相不服气，平时都不买对方的帐，所以暂时把拒敌方案秘而不宣，他相信关键时候张辽等人能以大局为重，且互相激励，一定能出奇致胜。

　　之所以让张辽担任主攻，让李典守城，是因为曹操了解他们的性格，张辽作战勇猛，有狠劲；李典号称“军中长者”，是一员儒将，打起仗来比较冷静，适合守城。

　　今天的逍遥津旧址在安徽省合肥市老城区的逍遥津公园内，园内还有张辽墓。张辽祖籍并州刺史部雁门郡马邑县（今山西朔州），他跟关羽是同乡，关系很好。张辽于黄初三年（222年）病逝于江都，他死后要么就地葬于江都，要么葬于家乡，不大可能葬在合肥，这个张辽墓应该是后人为纪念他而修的衣冠冢。

　　【八、孙权突然求和】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二月，曹操从汉中回到邺县。五月，进封为魏王。十月，再次起兵远征孙权。十一月，大军到达谯县。

　　曹操的夫人卞氏以及儿子曹丕随征，曹丕的夫人甄氏因病留在邺县，曹丕十二岁的长子曹睿，以及女儿东乡公主也由祖母卞氏带着随征。

　　大军到达合肥后进行了短暂休整，曹操听张辽等人汇报了合肥之战的经过。据《三国志张辽传》记载，曹操还专门察看了张辽大败孙权的逍遥津，并在此叹息很久（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之后，曹操给张辽所部增加了人马，让他移屯于居巢（今安徽桐城南）。

　　次年正月，曹操也到达居巢，这里在濡须口的上游，距濡须口有一二百里，距皖县近在咫尺。

　　曹操的想法是先不急于攻打濡须口，先夺回江北的战略要地皖县，之后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彻底拔掉濡须口这颗钉子。

　　但不凑巧的是，这时军中又发生了瘟疫。据《三国志司马朗传》记载，曹操任命的兖州刺史司马朗亲自到军中慰问得病的士卒，亲自问医送药（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结果自己不幸染病，不治身亡，终年四十七岁。

　　司马朗是司马懿的大哥，“司马八达”之首。

　　这场瘟疫来势凶猛，其波及范围包括整个北方以及长江流域，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写道：“建安二十二年瘟疫流行，家家都饱尝失去亲人的悲痛，有的全家都病死，甚至整族灭绝。有人认为是鬼神在兴风作浪，但是罹患此难的，多是穿粗布衣服、吃草食的人家的孩子，而身居高庭大院、整天锦衣肉食之家，死的却比较少。这是自然阴阳二气失调而发生的瘟疫，哪里是什么鬼神？愚昧的人插起桃符来驱鬼，真的可笑。”

　　而据曹丕的《又与吴质书》记载，徐干、陈琳、应、刘桢都死于这场瘟疫，建安七子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王粲也死于这次行军途中，据推测也与这场瘟疫有关。

　　建安七子几乎同时死去了五个，这场大瘟疫对文学事业造成了重创。

　　被重创的还有曹操的伐吴大业，因为有上次赤壁之战的教训，他深知军中流行疾病会对部队的战斗力造成很大伤害，所以不敢掉以轻心，他还有了撤兵的想法。

　　这时候，孙权突然派都尉徐详来请降，正好给了曹操一个台阶，曹操决定回师。

　　在战事仍不明朗的情况下孙权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的确让很多人不解，但熟悉孙权的人都知道，他这样做自有盘算。

　　孙权突然发现，自己在濡须口一带拼命与曹军对抗，付出了极大代价，自己多次面临险境，但收获并不多，反而让盟友刘备占了便宜。

　　刘备夺取益州后对荆州并不放手，经过双方的斗争和妥协，勉强达成了划湘水而治的协议，但是坐镇荆州的关羽最近动作很多，对孙吴已经构成了事实上威胁。

　　孙权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傻。恰在此时，一向拥护孙刘联盟的鲁肃病故，接替他的吕蒙有着不一样的战略主张，他认为关羽对孙吴的威胁远远大于曹操。吕蒙一上任，就开始谋划与关羽争夺荆州，在这种大背景下，孙权急于同曹操修好。

　　曹操也急于从濡须口一线抽身，除了瘟疫外，远在成都的刘备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刚到手的汉中，他派张飞、马超攻占了武都郡的治所下辩（今甘肃成县）。武都郡影响着汉中侧翼的安全，马超在凉州一带素有影响，与羌人、氐人的部落首领关系密切，随时能翻起大浪来。

　　这让曹操根本没心思再在濡须口再打下去。

　　既然双方都不想打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梯子，好从台阶上下来。孙权知道这个梯子必须由他先递出去，否则曹操再想要也不会先开口，所以他主动派人请降。

　　刘备是出了名的务实派，但孙权比他还务实，孙权最善于调整自己的姿态，在关键时候往往能干出许多出人意料的事来，现在采取如此柔软的身段对孙权而言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有人总结说，曹操擅长玩军事，刘备擅长玩政治，孙权擅长玩外交。

　　当然，孙权这次请降不必付出任何实质性代价，也就一句软话而已，就哄得曹操心情愉快地走了。

　　这已经是曹操第四次在合肥方向用兵无果了，看来《后出师表》说他“四越巢湖不成”是一次次算出来的，一点都没有虚报。因为刘备突然变得强大起来，曹操与孙权居然找到了战略利益上的共同点，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双方达成的休战协议，一直到曹操去世时仍然生效。

　　曹操留下夏侯、曹仁、张辽等各部共二十六个军屯扎在居巢，若按一个军一万人左右计算，在此区域驻扎的部队达二十多万人，这些部队由夏侯任总指挥。

　　这大概是曹操吸取了上次撤离时只留下七千人守合肥的教训，索性派人在这里长住不走了。此时，夏侯渊在汉中坐镇，夏侯坐镇于居巢，曹操对夏侯氏兄弟的重视超过了本家兄弟曹洪和曹仁。

　　孙权也选了一个总指挥全面负责濡须口的防务，这个人是平虏将军周泰，朱然、徐盛当助手。但周泰的资历跟朱然、徐盛差不多，且出身寒门，这二位并不怎么服他，周泰知道这个情况，也有退缩之意。

　　孙权在濡须口基地设宴招待诸将，酒酣之际，孙权亲自来到周泰跟前，命令周泰把衣服解开，周泰遵命。这时大家看到周泰身上是累累伤痕，多达数十处，肌肤几乎没有多少完整的地方。

　　孙权指着周泰身上的伤痕，逐一问他是在什么地方作战时留下的，周泰一一回答，告诉孙权分别是怎么受的伤。据《江表传》记载，这时孙权泪流满面地握住周泰的胳膊，叫着周泰的字说：“幼平，你为我们兄弟作战如熊虎般勇敢，不惜生命，身负数十处伤，肌肤像刀刻画的一样，我怎么能不以骨肉之恩待你，委以兵马重任呢（卿为孤兄弟战如熊虎，不惜躯命，被创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你是吴国的功臣，我将与你同荣辱，共患难。幼平你赶快接受任命吧，不要以自己出身寒门而辞让了！”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孙权把自己平时穿戴的衣帽头巾等物赠给周泰，派人吹奏鼓乐送周泰出营。朱然、徐盛等人从此深服周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