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权在握

　　〔对有功之臣曹操丝毫不吝惜奖赏，进一步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有识之士，形成人才鼎盛的局面。在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可怕的分歧，虽然没有人公开发起挑战，但那种无形的寒意也正一点点袭来。〕

　　【一、大赏功臣】

　　自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结束到建安十一年（206年），一晃六年过去了，经过连续作战，北方四州中的冀州、青州、并州已全部纳入曹操的势力范围，只有幽州北面的一部分在公孙度的实际控制中。

　　公孙度趁内地连年混战之机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大肆扩张势力，将原辽东郡分成了辽西郡和中辽郡，加上原来的辽东属国、玄郡、乐浪郡（今朝鲜半岛的一部分），也有了相当的规模，再当个太守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干脆创设了一个新的州，名叫平州，自己担任平州牧，同时自称辽东侯。

　　公孙度还派人越过渤海到达山东半岛，占领了一部分地区，在那里也设置了一个新的州，叫做营州，任命了营州刺史。

　　数千里之外的公孙度尽管实际上成了另一个皇帝，每天都在干着大逆不道的勾当，但曹操现在并没有发兵讨伐他的打算。在曹操列出的对手名单中，像公孙度这种远在天边的割据军阀，可以排在最后面。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以献帝的名义任命五十五岁的公孙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公孙度接受了曹操的任命，对外不再提他的平州和营州，但实际控制区域不变。

　　公孙度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公孙康和公孙恭。就在曹操任命公孙度为武威将军的当年，公孙度死了，他的儿子公孙康继位，朝廷任命他为辽东郡太守，实际控制着公孙度留下的地盘。

　　不管怎么说，此时整个黄河以北地区，除了塞外少数民族部族之外，已全部纳入到“曹统区”的版图。长江上游的益州一带由刘璋占领，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分别由曹操以及刘表、孙权、刘备分别占领，而长江以南的地区，分别由刘表和孙权等人占领。

　　这是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平定并州后的天下大势，与十年前相比，现在的局势更为清晰简单，因为在这十年里，陶谦、公孙瓒、袁术、孙策、袁绍等人先后逝去，弱者被淘汰，强者更强。

　　对曹操来说，这是将士们奋死拼杀的结果，自从己吾起兵以来，几乎每一天都有战斗，每一仗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流血牺牲，胜利来之不易，功劳应该归于大家。在北方大势初定之后，曹操下令对死去将士们的家属、遗孤给予抚恤，对有功的将士们给予封赏。

　　曹操开始起兵时的身份是奋武将军，勉强算个杂牌军的军长，当时的骨干只有曹仁、曹洪以及夏侯渊、夏侯等几个，他们的身份是奋武将军属下的司马或别部司马，类似于团长。后来，随着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加入的将领越来越多，曹军的组织体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到官渡之战时，夏侯他们已经升为军长一级的各种名号将军，或者师长一级的校尉，其中夏侯担任的是建武将军，可以看做是少将军长；夏侯渊担任的是督军校尉，可以看做是个大校师长；曹洪先是鹰扬校尉，后担任扬武中郎将，可以看做是个准将副军长；曹纯统率虎豹骑，具体军职不详，应该是校尉这一级。而曹家的年轻一代曹真和曹休，都是“虎豹骑宿卫”，即虎豹骑部队里的军官。

　　曹氏和夏侯氏兄弟们进步都很快，但相对于其他的异姓将军们，他们还算是慢的。

　　在官渡之战前后，于禁等人已经晋升为将军或偏将军、裨将军了，其中于禁是偏将军，乐进是游击将军，李典是捕虏将军，程昱是振威将军，张辽是裨将军，张、徐晃是偏将军，他们担任的这些职务，可以看做是军长或副军长。军衔较低的许褚，担任的也是校尉，可以算做是师长这一级。

　　这些情况说明，在曹军中曹氏和夏侯氏兄弟的地位并不是最高的，起码现在仍是这样。他们晋升的速度并不比其他异姓将领更快，甚至还稍稍有些落后。

　　曹操的用人方略历来受到后人的推崇，其中一条就是奖罚分明，平时建立有严格的军功考核、登记制度，该奖的时候必奖，不该奖的时候决不滥奖，避免了奖惩和职务晋升的随意性。

　　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从壶关回师许县，考评各位将领官渡之战前后的功劳，结果是于禁、乐进和张辽三个人的功劳最大。曹操上表献帝，对他们三人予以表彰，曹操在表彰命令中说道：

　　“乐进、于禁、张辽武力高强，谋划周密，品质专一忠诚，有节操和大义，每次临敌交战，都身先士卒（每临战攻，常为率督），有时亲自擂鼓助战，没有他们攻不破的坚阵。每次派他们出征，都坚决执行命令，安抚士卒，遇事当机立断，从未有过任何疏失。”

　　于是擢升于禁为虎威将军，乐进为折冲将军，张辽为荡寇将军。

　　除了这些武将，谋士们也功不可没，功劳最大的自然是荀。

　　早在建安八年（203年），曹操就根据荀前后所立的功劳，上书献帝表荀为万岁亭侯。曹操在给献帝的奏章中写道：

　　“侍中兼尚书令荀，积德累行，从少到长均无过失（少长无悔），遭遇纷扰的乱世，却怀抱忠诚，力创太平。我始举义兵，四处征伐，与荀戮力同心，帮助朝廷谋划，他所提出的建议，付诸实践后没有不成功的（发言授策，无施不效）。有荀的功业，我才得以成功，如同拨去浮云，才显出日月的光明。陛下到许县后，荀在陛下身边地处机要，他忠诚尽职，如履薄冰，不管处理什么事务，都准确而精当。现在天下平定，是荀的功劳，应该授予他很高爵位，以表彰他建立的功勋（宜享高爵，以彰元勋）。”

　　但荀坚决推辞，他是朝廷的秘书长（尚书令），有关文件需要从他这里传递，荀自作主张将其扣下不发（不通太祖表）。

　　曹操只好专门给荀写信说：“与君共事以来，建立朝廷，是先生你从中辅助，你帮着提建议，出谋划策，建立的功勋已经很多了，愿你不要推辞。”反复劝说，最后荀才肯接受。

　　不久，曹操又表奏荀攸的功劳，说“军师荀攸开始辅佐我以来，无征不从，前后克敌，都是荀攸出的主意”，于是献帝封荀攸为陵树亭侯。

　　荀之所以坚决辞让，是因为封侯通常需要有军功，在战场上杀敌通常是最直接的条件，而文士封侯通常是很难的。一般来说，封侯不以职务和地位高低为取舍，职务高的人即使位至三公，没有特别的功绩也难以封侯，职务很低，如果有特殊贡献的，也可以封侯。荀认为自己没有“野战之功”，不配封侯。

　　曹营的武将中封侯比较早的是乐进，在破张超的雍丘之战中，他第一个攀上城头（先登），因此被封为广昌亭侯。后来，于禁在征张绣之战中功劳显著，被封为益寿亭侯。张官渡前线临阵倒戈，加速了袁绍的灭亡，被封为都亭侯。曹氏和夏侯氏兄弟里，似乎只有夏侯一个人较早被封侯，那是在献帝刚到许县时，献帝任命夏侯为建武将军，封高安乡侯。

　　还有一个人的情况特殊，他就是徐晃。徐晃原是杨奉的部下，献帝东归路过安邑时，杨奉护驾有功，手下人也跟着沾光，封了不少官职和爵位，徐晃在那时被封为都亭侯。除了上述几个人外，张辽、乐进以及曹氏、夏侯氏其他兄弟还都没有被封侯。

　　建安十二年（207年）二月，曹操在邺县表奏献帝，大封功臣二十多人，全部封为列侯，其余的也都评出等级予以封赏。曹操在命令中说：“以前赵奢、窦婴为大将，得到千金重赏，一天之内就全部分给了部下，所以他们能够成就大事，永世留声。我读到这样的文章，无法不对他们产生敬慕。我和诸将、士大夫共同征战，依靠大家不吝其谋、不遗其力，才夷险平乱，得到了朝廷的重赏。这事，让我不禁追思起窦婴散金之义，所以我要把封地的租税拿出来分给将士们，以酬谢大家的功劳。对死亡将士的遗孤，也要评定等级，分给租谷。如果年成好，国力充足，租税全部收齐，当尽其所有，与大家共同分享。”

　　这次受封的二十多个人名单不详，根据现有资料看，曹纯的高陵亭侯、张辽的都亭侯等都是这次受封的，想必其他战功显赫的武将们也都封了侯。除了武将，谋士里至少郭嘉在这次也得到了封侯，他受封的是洧阳亭侯。

　　荀当初被封为万岁亭侯的时候食邑是一千户，此次又加封一千户，共计二千户。曹操在上献帝的奏章里又一次追述了荀的功劳，说他在官渡之战时鼓励自己坚持作战；官渡之战后自己想先征刘表，还是在荀的正确分析和判断下才决定北征冀州。曹操认为，如果当时不听荀的这两条重要建议，局面将完全不可想象，荀的这两项建议“以亡为存，以祸致福”，是自己所不及的。

　　荀又再次谦让，曹操多次写信给他，让他不要推辞。曹操甚至想让荀担任三公，荀让荀攸出面谢绝，前后达十多次，曹操才放弃了这个想法。在这次大封中，已经被封为高安乡侯的夏侯根据新立的功劳，被增封食邑一千八百户，合计达到二千五百户。已经被封为陵树亭侯的荀攸，再增食邑四百户，合计为七百户。

　　【二、人才鼎盛】

　　曹操用对了两个人，使河东郡以及并州从此不再让他操心。这让曹操更加觉得抢人才比抢地盘更重要，他要梁习多向他推荐并州的人才，梁习先后向曹操推荐了常林、王象、杨俊、王凌、仲长统、荀纬等人。

　　这些人里只有王凌是正宗的并州人，其他人都是避难到并州的，其中常林、杨俊、王象、荀纬是河内郡人，仲长统是山阳郡人，曹操全部任命他们为县长，这些人后来干得都不错。

　　常林字伯槐，河内郡温县人，跟司马懿一个县。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但他很好学，一边耕田，一边坚持研习经学（带经耕），虽然是个乡间农民，却处处以士人的风范要求自己，与妻子相敬如宾。

　　河内郡太守王匡起兵讨董卓时，常林的叔父因为发表了一些对时局不满的话被王匡抓了起来，族人们都很害怕，不敢相救。当时本县在外面做大官的人里有一个叫胡母彪的，常林跑去见他，说服他出面将叔父救出。常林看到河内郡没法待下去，就跑去依附河间郡太守陈延壁。军阀张杨贪慕河间郡的财物，派兵前来攻打。常林辅佐陈延壁拒敌，坚守六十多天，令张杨无计可施，常林由此出名。高干想请他帮忙，给了一个骑都尉的官职，但常林不答应。

　　梁习听说他是个人才，就推荐给曹操，曹操任命他为南和县长。常林工作很出色，后来升为博陵郡太守、幽州刺史。

　　杨俊字季才，河内郡获嘉县人。他是被曹操杀掉的名士边让的学生。杨俊跟司马朗、司马懿兄弟俩同郡，在司马懿十六七岁时杨俊就认识他们，当时司马朗已经有点名声，而司马懿还默默无闻，杨俊认为司马懿将来更不得了，成就将超过司马朗。杨俊识人赏才的眼光还不止此一例。本郡人王象从小是个孤儿，给人当奴仆，地位低下，但他发愤刻苦，一边放羊一边坚持自学。杨俊看出他是个人才，就把王象赎出来，接到自己家里，还帮他娶妻成家，王象后来果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本郡的审固、陈留郡的卫恂都是当兵的出身，被杨俊发现后给予资助扶持，后来审固成为郡太守，卫恂成为御史。

　　曹操任命杨俊担任曲梁县长，后来杨俊还担任过南阳郡太守等职。

　　荀纬字公高，以后跟杨修、丁仪等人来往密切，死于曹丕执政后的第四年。他是河内郡人，跟荀、荀攸不是一个家族。

　　上面这些从并州出来的人里有两个很特殊，一个是王凌，一个是仲长统。王凌是前司徒王允的侄子，王允被杀时也在长安，当时他年龄很小，为了逃命，他和哥哥王晨居然从高大的长安城墙上翻了出来。在曹魏后期，司马懿专权，王凌是少数几个手握重兵又心系曹氏的旧臣之一，后来他发动兵变反抗司马懿，失败后自杀。

　　仲长统字公理，此时约二十六七岁，豫州刺史部山阳郡人，是个大哲学家、政论家。他从小聪颖好学，博览群书，从二十岁开始，游学于北方各州郡。他性情倜傥，不拘小节，时人称为“狂生”。

　　在游学期间，他结识了高干，高干很厚待他，并且向他请教时事。仲长统以敢于直言著称，在这方面恐怕跟祢衡有一拼。他不怎么看得上高干，就对他说：“你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在这些方面应当深以为戒。”话说得这么直白，搁谁都不会爱听，好在高干修养还行，只是不再理他。

　　高干死后，仲长统滞留于并州。荀知道他是个大才，推荐他到许县朝廷工作，担任尚书郎，后来还曾被曹操调到身边担任军事参谋。仲长统不喜欢刻板的生活，他与曹操同年而死，他生前参与曹操军事、政治事务方面的记载很少，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研究学问上了，整天都在思考政治和哲学，著有《昌言》一书，浓缩了他思想的精华，是古代哲学史和思想史上里程碑式著作。

　　在《昌言》中，仲长统发挥了他始终如一的直言风格，对社会政治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批判，矛头指向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各个方面，从外戚和宦官专权，到贪欲昏聩的天子，他都大胆予以抨击。

　　按说仲长统这样的言行和脾气简直就是祢衡第二，但他却活得挺滋润。原因可能是他比祢衡更有真才实学，不仅有一定名气还有一定的人缘，荀等人对他颇为赏识。同时，曹操杀了边让以后引起了连锁的副作用，对于边让这种类型的名士，曹操可能认为他们也就耍耍嘴皮子而已，对他们舞刀弄枪反而成全了他们名垂青史的理想，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一点也许更为重要，在仲长统的政治主张里，对现行的三公制很有意见，认为应当恢复汉初的丞相制，理由是“由一个人集权才能更好地发挥权力的效力，多人共同执政容易互相依赖；集权反而容易和谐，相互依赖则容易出问题（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这恰好与曹操眼下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

　　在平定河东郡以及并州的战事中，除了钟繇、杜畿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还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贾逵，一个是张既。

　　贾逵前面已有提及，官渡之战前后，钟繇坐镇关中，贾逵当时是绛邑县长。袁尚派袁氏任命的河东郡太守郭援南下，在高干和南匈奴单于的配合下从曹军的左路出击，势头很猛，所过之县均被攻占，到绛邑县时却被贾逵挡住。

　　但终究实力悬殊，贾逵后来被俘，他大义凛然，斥责郭援，郭援想杀他，但全县官民听到消息后一起站在城上喊：“要杀我们的贤君，我们愿意一同死（杀我贤君，宁俱死耳）！”郭援怕生变故，没敢杀贾逵，而是把他关了起来，后来把他放了。

　　据《三国志贾逵传》说，高干反叛的时候，弘农郡张琰起兵响应，这个时候贾逵正好在张琰那里，贾逵听说张琰叛乱，仍不动声色，帮张琰谋划，取得张琰的信任。后来贾逵以城池不够坚固为由建议张琰修城，然后伺机掌握兵权与张琰相拒，曹操大军赶到，将张琰杀了。

　　据《魏略》说，贾逵当初被囚禁于壶关，关在一个土窖中，上面用车轮盖住窖口，有人把守。有个姓祝的看守深感贾逵的节义，夜里把他偷偷放走了。

　　据《孙资别传》说，贾逵在河东郡时有个朋友叫孙资，在郡政府担任驻京办主任（计吏）。孙资经常到许县出差，他向曹操推荐了贾逵，于是曹操任命贾逵担任渑池县令。

　　贾逵后来成为曹魏的重臣，多次临危受命，成为重要的军事将领。曹丕称帝时他与曹休共同主持与孙吴的战事。贾逵一生忠于曹魏，死前病中还对人说：“我受国厚恩，只是恨不能斩孙权到地下以见先帝呀。”

　　张既前面也提到过，他当新丰县令的时候，钟繇派他劝说马腾，为韩遂、马腾陈说祸福，使他们二人遣子入朝，为打败郭援等人的联合进攻立下了功劳。

　　高干反叛后，张晟、卫固、张琰等人响应，占领了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弘农郡、河东郡很多地方，曹操任命张既以议郎的身份协助钟繇处理军务（参繇军事）。张既凭借他与韩遂、马腾的关系，说服他们出兵协助攻打张晟、卫固等人。

　　后来张既担任了京兆尹，作为关中地区的主要行政长官，他积极发展生产，巩固统治，为曹军历次用兵汉中做好后勤支援。魏国初建时，在西北地区新设了雍州，他是第一任刺史，后改任凉州刺史，一直任职于曹魏西部地区，很有政绩。

　　这一时期也是曹操人才大丰收的时期，进入曹操阵营的人才除了上面这几位，还有之前提到过的崔琰、崔林、牵招、陈琳、辛毗、高柔、王修、李孚、杜畿、梁习等，除此之外，较有名气的还有王思、薛悌、嘉、司马朗、刘放、孙资等人。

　　在《魏略》一书里，把王思、薛悌、嘉都列入《苛吏传》中。他们三人出身都很低微，后来做的官也差不多，王思开始与梁习都在司空府人事部门供职，后来都被提拔为刺史，又做到九卿。

　　薛悌是在兖州时期就跟随曹操的旧部，张邈叛乱时协助程昱守鄄城三地，受到曹操重用，后来担任过郡太守，他最出名的一个经历是，作为护军与张辽、乐进、李典等人守合肥。嘉情况不详，既然列入《苛吏传》，应该做过郡太守或刺史。

　　司马朗字伯达，司隶校尉部河内郡温县人，曹操的老上司、前河南尹司马防之子。司马防有八个儿子，分别是司马朗、司马懿、司马孚、司马旭、司马恂、司马进、司马通、司马敏，个个都很出色，时人称为“八达”，意思是司马家的八个“达人”。

　　“达人”一词现在很时髦，它最早见于《左传》：“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孔颖达注释“达人”的意思为“智能通达之人”，除了这个意思外，“达人”在古代还有“显贵的人”、“豁达豪放的人”等意思，反正都是褒义词。

　　不过现在说的“达人”，据说是从日文和韩文演变而来，指的是经过长年锻炼积累了丰富经验，从而在某个领域里顶尖的人，是某方面、某领域里最牛、最猛的人。

　　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的时候，司马防担任天子身边负责办理文件的机要秘书（治书御史），有感于天下即将大乱，他让长子司马朗带上家眷回温县老家。司马朗不负父亲嘱托，带着家人辗转回到了温县，召集宗族，替父亲教导诸弟。

　　建安七年（202年），司马朗的家乡河内郡已成为“曹统区”，这一年他三十二岁。《三国志司马朗传》说他二十二岁，但又说他死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时四十七岁，所以二十二岁应为三十二岁之误。

　　曹操感念于老领导当年的关照，于是征辟司马朗到司空府工作，后来又任命他为成皋县令、堂阳县长、元城县令，曹操担任丞相后，调他到丞相府担任办公室主任（丞相主簿）。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中，还有两个人对曹魏政权影响深远，即刘放和孙资，他们大约也是这一时期加入曹操阵营里的。

　　刘放字子弃，冀州刺史部涿郡人，是刘氏宗亲，广阳顺王的后代，举过孝廉。天下大乱后，幽州刺史部渔阳郡的王松据地称雄，刘放去依附他。曹操平定冀州后，刘放劝王松归顺曹操，王松接受，让刘放以自己的名义给曹操写了封信，这件事让曹操很高兴，而这封信因为文采飞扬更给曹操留下了深刻印象。

　　南皮之战期间，王松率雍奴、泉州、安次等县归附曹操。曹操听说刘放有劝王松归附之功，而且王松那封信又是他代笔的，于是对刘放刮目相看，招入司空府从事秘书方面的工作（历主簿记室），后来又下派到阳等地当县令。

　　孙资字彦龙，并州刺史部太原郡中都县（今山西平遥）人，小时候就很聪慧，三岁时失去双亲，由兄嫂抚养。王允也是太原郡人，对他很欣赏。曹操担任司空后，曾经征辟他，但由于孙资的个人原因，一直未能成行。孙资也是贾逵的好朋友，贾逵后来劝孙资出来做事，曹操任命他为县令。曹操担任丞相后，调孙资担任丞相府军事参谋（参丞相军事）。

　　一般总会把刘放和孙资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有一项特长：做秘书工作。曹操建立魏国后，选他俩为机要秘书（秘书郎），曹丕继位后改秘书为中书，权力很大，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成为机要部门的主管，是皇帝身边的近臣，掌握了很大的权力，曹魏的江山甚至一度被他们二人所左右。

　　【三、许攸之死】

　　但也有两个人的日子不太好过，不过他们最后的结局却刚好相反。

　　一个是袁绍的外甥、高干的堂弟高柔，因为跟袁绍、高干有这层关系，在高干叛乱后，曹操对高柔产生了成见。高柔本来当县长，曹操下令把他调回来，任命他为刺奸令史。刺奸是执法官，最早设于军中，后来地方上也有；令史是令的属吏。刺奸令史这个官职，大约相当于基层法院的院长。

　　《三国志高柔传》说得很明白，曹操让高柔担任这个职务，不是想栽培他，而是想找个茬把他杀了。因为法官每天都要断案，在断过的案子里找出几个冤假错案来还是不难的，到那时可以找个证据把他杀了（太祖欲因事诛之）。但是，高柔没有让曹操找到机会，因为他判案允当，所管理的监狱里也没有积压留滞的犯人，曹操对高柔慢慢有了好感。

　　让曹操彻底改变想法的是一件小事，据《魏氏春秋》记载，高柔平时工作很敬业，经常加班加点到深夜。有一次曹操夜里出巡，到高柔所在部门时，发现他坐在那里抱着文书睡着了（拥膝抱文书而寝），曹操大为感动，解下自己身上的裘衣盖在高柔身上悄悄离开了。

　　曹操后来把高柔调到司空府任仓曹属，司空府下设各部门称为“曹”，类似于局或处，正职称为“掾”，副职称为“属”，高柔担任的这个职务，类似于粮食处副处长。

　　高柔在司法方面经验更丰富，曹操担任丞相后，让高柔当丞相府司法处处长（法曹掾）。曹丕当了皇帝后，任命他为司法部部长（廷尉）。

　　与高柔比起来，另一个让曹操不快的人却没有那么幸运，他就是许攸。据《魏略》记载，曹操平定冀州后，许攸自恃有功，又与曹操有故交，所以常摆老资格，说话口气很大，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

　　如果仅此而已也就算了，估计也没多少人会跟他叫劲，但他连对曹操也相当轻慢，经常当众跟领导拍肩头，开领导玩笑（时与太祖相戏），有时还呼曹操的小名，经常说：“阿瞒呀，要是没有我，你就得不到冀州。”曹操笑笑说：“你说得对。”但心里很反感他（然内嫌之）。

　　有一次许攸从邺县东城门经过时，回头对左右的人说：“要不是有我，曹家人根本进不了这个门。”有人向曹操打了小报告，曹操忍无可忍，把许攸抓起来杀了。

　　曹操能容忍敌人，容忍仇人，容忍背叛自己的人，但即使像这样心胸已经够宽阔的人，也有忍不下去的时候。曹操能容忍祢衡，虽然他很狂傲，曹操能容忍仲长统，虽然他说话比较直，但他不能容忍挑战他权威的人。领导的权威有那么重要吗？当然重要。如果你说无所谓，那你一定没有当过领导。许攸大概就没有当过像样的领导，他可能长期都是智囊这种角色，所以不懂曹操的心理，掉了脑袋，恐怕都不知道为了啥。

　　刘邦开始时也是一个比较随和的皇帝，因为他出身草根，端着架子能走路，不端架子也能走，尤其是在跟他一块打江山的那帮老哥们面前，刘邦更是无拘无束。但是，当他坐在皇帝宝座上往下打量这些老战友的时候，发现他们还是那么跟他不见外，开会时乱讲话，张口直呼他的小名，走到路上随便勾领导的肩头。此时，刘邦才发现这些习惯原来是那么让人不爽。

　　于是刘邦重用了儒生，当初他拿人家的帽子当尿壶，现在却发现这些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能制定礼仪规范，帮助领导树立权威，这是当了皇帝的刘邦所急需的。

　　许攸跟曹操过去很熟，那时候一张嘴可能就直呼“阿瞒”，显得很亲切。但是，很多年过去了，许攸还是那个许攸，顶多是立了点儿功劳，而曹操已经不是那个阿瞒了，起码在大庭广众之下不能这么叫。

　　对那些职位甚高，凡人见了都敬畏有加、哆哆嗦嗦的人，你敢当众喊他一声“老张”或“老王”，旁边的人必然会对你刮目相看，只那一句话，就能代表你的资历、你的地位、你的分量。

　　然而，这通常是不能随便喊的，除非你跟他确实够铁，他也没把你当外人。否则，往轻了说，领导会不悦，往重了说，你就得付出代价。

　　许攸付出的代价是他的脑袋。

　　有位当过领导的人曾一针见血地说过：有本事也肯服我，我提拔；没本事但肯服我，我培养；没本事也不服我，可以留下，但决不重用；有本事但不服我，请你走人！

　　曹操用许攸的一颗人头表达了自己想说的话：对于有功之臣，一定会给予奖赏，但给不给、什么时候给、给多少，那不是你操心的事。不管你资格多老，不管你功劳多大，不管你本事多牛，平时都得服从领导，团结同事，不能把尾巴翘得那么高。

　　【四、司马懿出仕】

　　在这个阶段，曹操在狂占地盘的同时也狂揽人才。在各路割据势力中，曹操是人力资源战略的最大受益者，这一方面得益于他手里有天子这个得天独厚的招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最懂得人才的价值，能够尊重人才、重用人才、关心人才。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人对求才若渴的曹操都抱以积极的回应，也有人不肯买他的账，司马氏“八达”中的老二司马懿就是其中的一个。

　　司马懿在家里排行第二，比他兄长司马朗小了八岁，跟著名哲学家仲长统同年，比曹操小二十四岁，差了一代人都不止。

　　据《晋书宣帝纪》介绍，温县的司马氏家族是一个名门望族，自楚汉相争时的名将司马仰开始，历经八世，到东汉安帝时这个家族出了个征西将军司马钧；司马钧有个儿子叫司马量，做过豫章郡太守；司马量有个儿子叫司马俊，做过颖川郡太守；司马俊即曹操老上司司马防的父亲，也是司马懿的爷爷。

　　董卓进洛阳的时候司马懿才十岁，他的哥哥司马朗十八岁，估计他那时已经有了几个弟弟，不过年龄更小，所以司马防才叮嘱司马朗让他带弟弟们回家乡躲难。到曹操迎天子来许县时司马懿十七岁，官渡之战时他二十一岁。

　　《晋书》说司马懿从小有奇志，聪明过人，有雄心大略，同时博闻强识，对儒学有很深造诣（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面对乱世，他常常心怀感叹，以天下为忧。

　　《晋书》由唐代名臣同时也是著名史学家的房玄龄主编，这部书以司马氏为写作主体，中间有不少对司马氏的歌颂和吹捧，对于上述描写司马懿的话，不能说其全无，但也不能信其全有。

　　司马懿早年确有雄才大略，这在杨俊和崔琰等人对他的评价里可以看出来，但忧国忧民的部分，明显是为了塑造被晋朝尊为宣帝的司马懿的光辉形象而虚构和夸大了。

　　上面提过，善于识人的杨俊早年见过司马懿，这时候司马朗已经出来工作且小有名气，而司马懿还无人知晓，杨俊对司马懿评价很高，认为远远超过乃兄。崔琰跟司马朗关系很好，他也有相同看法，他曾对司马朗说：“你兄弟聪明、智慧，处事允当，并且刚断有谋，你是比不了的（非子所及也）。”

　　建安六年（201年），司马懿的家乡河内郡已经成为“曹统区”，二十二岁的司马懿参加了工作，被推举为郡政府驻京办主任的随从（上计掾），大约相当于一个科长吧，因而每年都要去首都许县出差。这个时候曹操正四处网罗人才，他听说司马懿有点小名气，于是派人召见他，想让他到司空府任职。

　　由地方抽调到中央，而且工作在曹操的身边，前途自然不可限量，这是别人打着灯笼也不好找的美事，但却被司马科长拒绝了。

　　这件事还是记录在《晋书》里，据称司马懿拒绝曹操征辟的理由是看到汉朝国运衰微，自己不肯屈事曹操（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这个理由很含糊，似乎是想说司马懿看到汉室不振，大权在曹操手中掌握，因而心中不平。但这种想法未必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即便如荀、孔融那样内心里十分忠诚于汉室的人，此刻不也在许县为官吗？

　　在成书更接近那个时代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注里，并没有这样的记载。《三国志荀传》里，列举了荀向曹操推荐的人才名单，其中就有司马懿的名字，说明司马懿是经过荀推荐出仕的。

　　但《晋书》坚持司马懿“拒曹”这个情节，为了让大家相信，它还编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司马懿以自己患风痹生活不能自理为由拒绝了曹操的征辟。曹操有点怀疑，认为这小子可能有诈，就派人夜里到司马懿家看看，结果发现司马懿果然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于是就信以为真，不再强迫他应征了。

　　讲完这个故事，《晋书》还怕有人不相信，于是又讲了一个：司马懿前面骗过了曹操的密探，但从此也就得装下去了。有一天，他们家在院子里晒书，突然来了暴雨，司马懿一着急，忘了自己在装病人，起身跑过去收书，这件事恰巧被家里的一个婢女看到了。司马懿的老婆叫张春华，她很厉害，不仅亲手把这个婢女杀了灭口，并且“亲自执爨”。“爨”的意思是烧火做饭，表面看来似乎是说婢女被杀之后，家里没人做饭，张春华亲自做饭。

　　但这有什么好写的呢？司马懿那时候是个二十多岁没有工作的小青年，在外人眼里还是个重病在身不能动的残疾人，老婆下厨房做个饭也值得写进史书里吗？仔细看看，这几个字里恐怕隐藏着令人恐怖的事情。

　　“爨”的意思还有烧和煮，张春华把人杀了，怎么藏尸灭迹呢？干脆把人弄到锅里煮了，她亲自烧火。

　　这种事别的女人未必能干出来，但司马懿的老婆张春华绝对可以。她也是河内郡人，父亲是个县令，母亲姓山，是“竹林七贤”之一山涛的姑奶。张春华最大的贡献是生下了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俩，她伴随司马懿一生，帮了司马懿不少忙，但也绝对是一个悍妇，把司马懿治得服服帖帖。

　　司马懿后来宠幸一个姓柏的小老婆，弄得张春华想见他一面都很难，张春华于是使出杀手锏：绝食。

　　张春华想自杀司马懿倒不怕，关键是张春华发动了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一块绝食，司马懿害怕了，赶紧赔礼道歉。司马懿对人说：“这个老太婆死了不要紧，关键是毁了我的好儿子啊（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

　　司马懿的这一番做派确实显眼，为了不出来做曹操的官，不惜装病杀人，看来意志是够坚定的。如果以后汉室复兴了，追记谁曾经跟奸臣曹操做过坚决斗争，这些无疑会成为他的光辉业绩。

　　可惜，这些故事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

　　一个二十二岁的郡政府上计吏的随员，即使出身名门且有点小名气，至于让曹操花这么大的心思非把他弄出来工作不可吗？司马懿与众不同且坚定无比的政治信念又来自于哪里呢？他的行为缺少说服力。

　　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弟弟司马孚都在曹营做事，且事业一帆风顺，他却特立独行，非要耍点酷，让人有些不解。

　　而且司马懿并没有酷到底，他还是出来做事了。据《晋书》说，曹操当了丞相后，征他到丞相府来当文教处处长（文学掾）。这一次曹操不客气了，命令说：“再要得瑟，就抓起来（若复盘桓，便收之）！”司马懿害怕了，乖乖出来就职。

　　这个故事也仅见于《晋书》，是为司马懿最终出仕圆场的。但这样一来更加说不过去了，当初不出来，现在一吓唬就出来了，这不是承认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欺骗领导吗？司马懿难道现在不害怕了？

　　司马懿到了曹操身边后，工作干得挺出色，一来他确实有些本事，工作也努力，二来他迅速给自己找了个好靠山，即后来当了太子的曹丕。

　　司马懿被人称为“太子四友”之一，这再次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他不是死读书、认死理的人，不会只拉车不看路，先前关于汉室衰微、不肯屈事曹氏的话都是假的。

　　假设《晋书》里的记载是真实的，那就是司马懿在做秀，通过“拒曹”抬高身价，增加知名度，目的是更好地“事曹”，他的目的基本上都达到了。

　　但更为可能的是，《晋书》里关于司马懿“拒曹”以及为了让这件事看起来更加真实而讲的那些故事都是编出来的，目的是塑造司马懿“反曹”的形象，以解释最后取代了曹魏的晋朝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五、可怕的分歧】

　　建安七年（202年）袁绍去世，他所担任的大将军一职，理论上也空了出来。袁尚虽然以袁绍的接班人自居，但许县朝廷不可能给这个年轻人发来大将军的任命。

　　次于大将军的军职是车骑将军，之前献帝任命他的老丈人董承担任该职，董承上任没有几个月，就被发现策划了谋反事件，董承被杀，车骑将军一职也空了出来。

　　在文官方面，曹操担任司空，并明确司空为三公之首。现任的三公还有司徒赵温，而太尉一职，曾给过袁绍，袁绍改任大将军后按理不会再担任这一职务，但这一职务也没再任命给其他人。曹操曾有意让荀担任三公，指的可能就是太尉，但被荀坚决拒绝了。

　　所以，到曹操担任冀州牧时，在职务上能与他同列的只有赵温一个人。曹操应该还有一个头衔，这是他初到洛阳迎驾时被授予的：录尚书事。这是一个加官，即兼职，以前说过这个职务很重要，类似于“主持朝廷日常工作”，官职大到三公乃至大将军，如果没有这个加官，权力也大打折扣。

　　献帝刘协在他位于许县的宫殿里，开始还能看到赵温、荀、孔融、赵歧、杨彪、张俭、陈纪、桓典等人，后来赵歧、陈纪、张俭、桓典等先后去世，对于朝廷里空出来的这些职位，曹操并没有及时补充的打算，所以许县朝廷班子越来越小。

　　曹操对司空府的建设非常重视，机构逐渐庞大，内设部门不仅涵盖了经济、民政、司法、人事等，还设置了军师、军师祭酒、参司空军事、军谋掾等军职，以服务战争的需要。此时虽然曹操没有再担任大将军或车骑将军，但他的司空府实际上具备了军政合一的职能，成为事实上帝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先后不同时期里投奔曹操的主要文士，除荀等极少数人外，都在司空府任职或曾经在司空府任职。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占邺县，兼任冀州牧。这时，有人建议他恢复古代的九州制（有说操宜复置九州者），原因是在古代九州里，冀州的面积最大，曹操现在担任冀州牧，那样一来势力范围更大，更容易为天下信服（所统既广，则天下易服）。

　　对于这个建议，曹操有点动心。占领冀州后，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处理与许县朝廷的关系，如果把大本营还放在许县，将会有许多不便，不管怎么样，刘协都是天下人公认的皇帝，自己作为三公之一，理应履行做臣子的本分，比如按时上朝、有事上报、天子随招随到等等，这又是曹操不可能做到的。

　　一想起那次南征张绣前，天子的虎贲卫士把冰凉的铁戟架到自己脖子上的情景，曹操就觉得脊背嗖嗖发凉。他已经打定主意跟许县的天子“分开过”了，但那样一来，必须给自己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和一个恰当的操作模式。而且，传统概念上的司空府也不掌兵，以司空府来统领天下的军政大权，时间长了也容易被人说三道四。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恢复古代九州制的时候，曹操认为这倒是个好主意，可以破解当前的政治难题。冀州在古代九州里面积最大，曹操担任冀州牧，从而可以更好地号令天下。

　　九州是人们对古代中国的另一个称呼，这其实是它的虚指；它还有一个实指，指的是九个州，即九大行政区。但是，这九大行政区指的都是哪些，一直存在不同的版本。

　　最早提出九州概念的是《周礼》，但它说得比较含糊，是根据大方位确定的地理概念：东南叫扬州，正南叫荆州，河（指黄河）南叫豫州，正东叫青州，河东叫兖州，正西叫雍州，东北叫幽州，河内叫冀州，正北叫并州。但周朝属于诸侯联邦的形式，九州并不是行政区划。

　　《吕氏春秋》认为：河、汉之间为豫州，是周天子；两河之间为冀州，是晋国；河、济之间为兖州，是卫国；东方为青州，是齐国；泗上为徐州，是鲁国；东南为扬州，是越国；南方为荆州，是楚国；西方为雍州，是秦国；北方为幽州，是燕国。但在春秋争霸的局势下，这个九州也只是一个说法，不是行政区划。

　　最通行的“九州说”出自《尚书》里的《禹贡篇》，九州的名字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它是用山川河流为界限划出的地理分野，也不是行政区划。

　　以“州”为单位的行政区划始自汉朝，但已经不是九个州，而有十来个州，陆续增加了幽州、并州、益州、交州等新的州。目前，天下共有十三个州，“梁州”的名字改为“凉州”，未设雍州，增加了一个司隶校尉部，管辖两京地区，被视为一个州。

　　也就是说，九州制作为行政概念从来没有施行过，现在要恢复它，依据是什么呢？仅仅为了增加冀州的面积，似乎又有点过于兴师动众了。毕竟，行政区划的调整历来都不是一件小事，涉及各方面的技术困难和各派势力的利益冲突，更何况有些地区还不在“曹统区”，能否推行下去都是一个问题。

　　果然，身在许县的荀听说后，立即写信给曹操，表达不同意见：“现在如果依古制，那么冀州的管辖范围将包括现在的河东郡、冯翊郡、扶风郡、西河以及幽州、并州的全部，这些地方本来人心就不稳，让他们归属冀州，将会使大家更加不自安。如果因此引起叛乱，那么天下大业就不好说了（若一旦生变，天下未可图也）。”

　　荀建议曹操先平定黄河以北的地区，修复旧都洛阳，之后南下荆州，讨伐刘表、刘璋等不肯朝贡的军阀（责王贡之不入），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些想法，从而人人自安。等到天下大定之后，再来议古制。

　　荀的这番表态，让曹操吃了一惊。

　　其实，曹操坚持恢复九州制的真实原因倒不是增加冀州地盘这么简单，其背后还有玄机，可惜荀没有看到。

　　九州制是一个地理概念，或者说是一个规划中的行政概念，它是整个古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把它与整个古制联系起来看才能洞悉曹操的心理。恢复地理或行政区划上的九州制不是曹操想法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要部分，借恢复九州制进而恢复已经废除的其它一些政治制度才是要害。

　　现行政治制度大都因袭于汉初，这一套制度由高祖刘邦初创，经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等君主不断改造，与最初的形制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比如目前推行的三公制与最早的丞相制就区别很大，三公分了丞相的权力，有了制衡却丧失了效率，东汉三公又长期被尚书台等内朝官分权，有时竟形同虚设。

　　在曹操看来，即使高祖刘邦定下的制度有些也值得商榷，比如封爵制度，以前是五等爵制，即公、侯、伯、子、男，刘邦非要来一个白马盟誓，称“非刘氏不得封王”，断了一般人的封王之路，异姓的臣子功劳再高，封到县侯也就到顶了，逼得王莽这样的人只好另立朝廷单干。

　　曹操想恢复九州制，行政区划调整才是第一步，后面还会陆续推行以恢复古制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目的是进一步加强自身集权，同时在爵位分封等方面有所突破。

　　但是，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去，便遭到了荀干脆利索的反对。

　　而且，继荀之后皇家事务部部长（少府）孔融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九州制是古制，王畿制也是古制，恢复九州制，王畿制要不要也恢复？

　　所谓王畿制出自《周礼》：“方千里曰国畿，其外五百里侯畿。”意思是：以首都为中心，方圆千里以内的是“王畿”，方圆五百里之内的是“侯畿”。“畿”的意思是直属管辖区。孔融认为，按照这个制度，以许县为中心，千里之内的地区都应该划入天子直接管辖区里。

　　这样一来王畿就包括了豫州、兖州和司隶校尉部的大部分地区，也包括冀州、并州、荆州的一部分地区。孔融端出王畿制来，显然是跟九州制对着干，诚心让你弄不成。

　　孔融最近以来一反初到许县时的良好合作态度，在很多事情上都喜欢跟曹操唱反调。就孔融的这番谈论而言，曹操完全可以不理，也可以追究他的责任，问问他的动机是什么。但现在的问题比较复杂，中间还夹着荀。荀的表态让曹操不能不认真对待，荀不仅是自己事业上的第一功臣，而且在士人中很有号召力，自己手下相当一批官员都来自于荀的推荐。

　　或许荀没有看出来自己的真实动机，因为仅就行政区划调整本身而言，费那么大的劲确实有点不值当，荀及时提出建议是他一贯责任心强的表现。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是他看到了自己的心思而执意反对，如果是那样就麻烦了。这表明，荀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与自己想法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将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恢复九州制的提议都不能再进行下去了，曹操下令终止关于恢复九州制的讨论（遂寝九州议），他写信给荀说：“不是先生及时提出反对意见，我要失去的可能更多了（微足下之相难，所失多矣）！”

　　【六、还是当了丞相】

　　荀、孔融等人的反对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年），即赤壁之战的前夕，帝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没发生什么变化，曹操仍然担任司空，恢复九州制的建议也没人再提起。

　　这段时间，除了在外面征战以外，曹操都住在邺县，以避免回到许县跟天子碰面。但是，这种不方便是显而易见的。据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介绍，东汉司空府的编制原本只有七十多人，这显然满足不了现实需要，但要大规模地增加内设机构和编制，必须得有个说法。

　　建安十三年（208年）六月，曹操下令改革朝廷政治体制，废除三公，恢复丞相。

　　汉代的中央政体是三公九卿制，但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在西汉和东汉并不一样。西汉因袭秦制，三公分别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相互不统属，但有制约，都直接向皇帝负责；九卿分别指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卫尉（掌管皇宫保卫）、郎中令（掌管宫廷警卫）、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典客（掌管少数民族事务和外交）、廷尉（掌管司法）、治粟内史（掌财政税收）、宗正（掌管皇室事务）、少府（掌管山河湖海税收和手工业）。东汉的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九卿指太常（掌管典礼）、光禄勋、卫尉（掌管宫省禁卫）、太仆（掌管皇室车马）、廷尉（掌管司法）、大鸿胪（掌管接待诸侯与少数民族）、宗正（掌管皇族事务）、大司农（掌管国家财政收支）、少府（掌管皇帝器用服饰）。

　　西汉三公虽然互不隶属，但丞相的地位显然高于御史大夫以及太尉。与东汉三公相比，丞相的权力更大，这从它的内设机构及编制上就可以看出来，西汉丞相下设十三曹，相当于十三个处，标准的编制为三百八十二人。

　　这些主要的部门分别是：西曹，负责丞相府内的吏员任用；东曹，负责政府二千石官员的升降，包括军中的武将在内，二千石相当于部长级，在地方上就是太守一级，在军队里相当于将军，这个部门的权力极大；户曹，负责祭祀、农桑；奏曹，负责管理政府的一切章奏，相当于唐代的枢密院，明代的通政司；词曹，负责民事法律诉讼；法曹，负责交通以及邮驿等；尉曹，负责运输，类似清代的漕运总督；贼曹，负责侦办盗贼；决曹，负责刑事审判；兵曹，负责兵役；金曹，负责管理货币、盐铁；仓曹，负责管理国家粮库；黄曹，相当于丞相府总务处。

　　从这些内设部门的职能可以看出，丞相府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小内阁，人事、行政、经济、交通、司法、外交、军事无所不管。正因为它的权力太大，所以汉武帝重视尚书台，把权力从丞相手中逐步收到自己身边的一群秘书们手里，削弱丞相的权力。到了东汉，干脆设新的三公，把丞相的权力一分为三，互相制衡。

　　从西汉到东汉，一直存在围绕着皇权与相权展开的斗争，天子是否强势，成为决定斗争胜负的焦点。而到了东汉中后期，政治斗争中又夹进来外戚、宦官，形势更加复杂。三公在现实政治格局中已经完全被边缘化，直到曹操担任司空以后。

　　建安十三年（208年）的这次政治体制改革倒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对于曹操成为丞相，大家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叫什么只是个名分而已，实质内容并没有大的改变。

　　这场政治改革有一个小小的由头。这一年年初，司徒赵温突然征辟曹丕，也就是征调曹丕到司徒府来工作。因为曹丕的特殊地位，赵温的这项提议在外人和曹操自己看来并不是有意讨好，反而有点恶搞的意思，因而触怒了曹操，赵温因此被免官。

　　作为名义上唯一与曹操地位相当的在职官员，赵温的日子并不好过，他时刻担心会做错什么事，或者犯了曹操什么忌，从而惹来杀身之祸。这种树大招风的心理一直左右着士大夫出身的赵温。此时，因为一件不大不小、也算不上丢人的事被免官，对于赵温来说与其是不幸，不如说是幸运。

　　所以，有人认为这说不定就是赵温有意而为之，目的是全身而退。赵温被免官之后，三公只剩下曹操一人，此时恢复丞相，曹操更是理所当然地成为唯一候选人。

　　六月，献帝命太常卿徐拿着天子的符节前往邺县，拜曹操为丞相。徐就是那个从袁术手下逃脱，并将传国玉玺归还汉室的功臣。根据《后汉书徐传》的记载，曹操对这项任命也作了礼节性的推辞，甚至要把丞相让给徐当。徐再弱智或者再官迷心窍也断然不敢应承这种事，坚决予以拒绝（操以相让，不敢当）。

　　于是，曹操正式就任丞相，同时任命郗虑为御史大夫。

　　西汉的三公除丞相外，还有御史大夫和太尉三职。曹操此次恢复丞相制的同时，又恢复了御史大夫，但没有恢复太尉。有人认为御史大夫很重要，相当于“副丞相”，曹操把如此令人瞩目的职务给了名不见经传的郗虑，确实让人大出意外。

　　郗虑字鸿豫，兖州刺史部山阳国高平县人，跟刘表一个县。他进入曹操阵营比较晚，但他有一人特殊身份：郑玄的学生，这让他沾了不少光。以郑玄在当时文化界无人匹敌的地位，他的学生崔琰、国渊、王基等人在社会上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加入曹操阵营后都很受重用。

　　郗虑从小就受教于郑玄，建安初年来到许县，在曹操的推荐下做了侍中，并以侍中的身份兼任九卿之一光禄勋卿。对于这项任命献帝显然有些不以为然，他曾当着郗虑的面问少府卿孔融：“郗先生有什么特点和长处（鸿豫何所优长）？”

　　孔融看着郗虑平步轻云早就有些不爽，他一点不考虑当事人就在旁边站着，回答献帝说：“可以打发他到路边站岗，不能让他掌权（可与适道，未可与权）。”

　　打人不打脸，伤人不揭短，当面受到如此侮辱，郗虑十分恼怒，他反驳道：“孔融当年主政北海国，政治疏失，人民流散，他的能力在哪里？”从此之后，郗虑认准孔融是自己的仇人，非要找机会整他一下不可。

　　赵温的免职通知就是郗虑奉命传达的（虑持节奉策免温官），郗虑资历浅，与孔融等老牌士大夫们关系恶劣，加上他为人尖刻，报复心强，这些正是曹操所需要的，把郗虑提拔为高于九卿的御史大夫，虽然在外人眼里很意外，但却十分符合曹操的想法。

　　曹操担任丞相后，立即着手推动丞相府的各项建设，选调各类人员。原司空府的人员基本上全部转到丞相府来，同时还根据丞相府内设机构增加的需要，选调了一些新人。

　　对于从司空府转入丞相府工作的所有人来说，工作性质可能变化不太大，但收入却可以增加不少。举例子来说，司空府里的处长（掾）一级官吏，品秩是三百石到四百石，月俸是三十斛到四十斛，副处长（掾属）的品秩是二百石，月俸大约二十多斛，而转到丞相府后，处长（掾）的品秩升为四百石到六百石，月俸提高到四十五斛到七十斛，副处长（掾属）的品秩虽然仍为二百石，但月俸可以提高到三十斛以上。

　　那段日子，大家都沉浸在加薪的喜悦中。

　　丞相府各个处（曹）中，西曹、东曹两个部门管人事，负责典选从地方到军队的高级官员，地位最为重要。曹操把冀州别驾崔琰调过来，任西曹的处长（西曹掾），把毛调来任东曹的处长（东曹掾），这是他们二人长期负责人事工作的开始。

　　早在两年前，曹操西征并州时，留下曹丕守邺县，崔琰就以冀州别驾的身份辅佐曹丕。在此期间，曹丕迷上了游猎活动，不太专心工作。崔琰没有因为他世子的身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给曹丕写了封措辞很尖锐的信，让曹丕认真思考一下袁绍父子是如何失败的，规劝他遵循正道，端正行为，把心思用到正事上来。

　　面对敢于直言的崔琰，曹丕也只得服服帖帖，他对崔琰说：“昨天看到了先生写下的谆谆教诲，要我烧掉射猎的用具，扔掉打猎的服装，现在用具已烧毁，猎装也扔了。以后再有类似的错误，还请先生及时对我教诲（后有此比，蒙复诲诸）。”态度相当的诚恳。曹操知道此事后，对崔琰也十分赞赏。

　　曹操任命崔琰为东曹掾时专门对他说：“先生你有伯夷一样的风范，史鱼一样的正直，贪婪之人听到你的名字就会变得清廉，壮士听到你的名字就会更加英勇（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先生可以称为时代的表率，所以任命你为东曹掾。”

　　毛在司空府就从事人事工作，他以清廉公正著称，没有私欲，不贪心，没有不良嗜好，不拉帮结派，没有小圈子，敢于得罪人，这些正是做人事工作所必备的条件，曹操把典选官吏的大权交给了他。

　　西曹与东曹都管人事，但分工有所不同，打个比方，一个好比是组织部，一个好比是人事部，崔琰和毛两个人干得都很出色。

　　在丞相府其它十一个处（曹）先后担任过处长（掾）和副处长（掾属）的还有司马懿、高柔、刘晔、裴潜、傅干、杨修、王观、杨俊、徐邈、辛毗、温恢、薛夏、王凌等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之前都已作过介绍。

　　丞相府里还有两个职务，地位和作用高于一般的处长，一个是主簿，类似于办公室主任，一个是长史，职责与主簿差不多，地位比主簿还要高些，类似于丞相府里的秘书长。曹操当丞相后，首任主簿是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司马懿后来也担任过这个职务。担任过丞相府长史的有杜袭、徐奕、辛毗、王必、杨修等人。

　　除此之外，“挂靠”在丞相府内的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部门，主要是与军事有关的部门，包括曹操的各类军事参谋人员。说他们是“挂靠”，是因为传统的丞相府里也没有他们的编制。

　　在曹操的丞相府里，他们人数众多，称呼也有好几种：

　　军师：荀攸、钟繇、华歆、凉茂、毛、成公英等人先后担任过；军师祭酒：郭嘉、董昭、王朗、王粲、杜袭、刘放、孙资等人先后担任过；

　　军谋掾：徐邈、田豫、牵招、高堂隆、贾洪、薛夏、隗禧、韩宣、令狐劭等人先后担任过；

　　丞相军事：何夔、贾诩、华歆、王朗、裴潜、刘放、孙资、邢、陈群、张范、张承、仲长统、陈群、卫臻等人先后担任过。

　　上面这些人，组成了曹操的总参谋部，他们的职务分别类似于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高级参谋、参谋处长、参谋等，组成了强大的参谋班子，服务于曹操的军事行动。

　　可以说，丞相府吸纳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人才，他们在曹操身边工作，实际上承担着管理整个“曹统区”的任务。曹操喜欢把一些优秀人才先放到自己身边锻炼，之后下派到地方上任刺史、郡太守、县令或屯田官等，丞相府于是成为一个高级人才的培训基地，一时间，天下俊才们都以能到丞相府工作为荣。

　　【七、大搞基础设施建设】

　　建安十一年（206年）壶关之战后，河北地区暂时没有大的战事了。这一年的三月曹操率军回师邺县，在此休整了好几个月。对于习惯于戎马倥偬生活的曹操来说，没有大仗可打，反倒有些不适应。

　　这段时间，他在邺县主要做的事是命人开始整修漳河。如前所述，漳河紧贴邺县而过，方便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但也带来了水患，同时一旦邺县被围攻，漳河水又成了攻城的武器，在军事上十分不利。

　　曹操看中了邺县这个地方，决定把自己的大本营安顿在这里，因此开始思考漳河的治理问题。另外，北方战事暂告一个段落后，恢复和发展生产也成为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战争造成了大量流民，袁军被打散的士卒也有相当多的人散落到民间，这些流民和散卒人数众多，他们脱离了原有的土地，聚集在社会上成为流民，如果不妥善加以安置，这些人就是下一拨黄巾军或黑山军。

　　基于这些考虑，曹操的办公室主任（主簿）司马朗建议：“现在是大战之后，民众失散，土地无主，都成了公田，现在恢复生产正是时候。”郭嘉、荀攸、董昭等谋士也都劝曹操把已经取得良好效果的屯田制引入新占领区，并大兴水利工程建设，既发展生产，又安置了流民，一举两得。

　　自古以来，对漳河的治理由来已久，战国时邺县县令西门豹主持兴建了著名的引漳十二渠，这些人工水利工程对于灌溉和水患治理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但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漳河频繁改道，这些工程毁坏殆尽。于是曹操下令组织流民，对这些水利工程进行修缮。

　　这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前后持续了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动用的军民人数也不下数十万，但主要史籍对此均无正面记载，我们只能从《水经注》、《邺中记》等零星史料中一窥这项工程的全貌。

　　天井堰围出了堰陵泽这个大水库，保证了漳河水流的相对稳定，使这些灌溉渠道有了水源保证，即使在枯水期也可以发挥灌溉作用。

　　先进的水利工程，使邺县周围乃至魏郡广大地区的农业都得到极大发展。数十年后出生的晋代著名文学家左思写过一篇《魏都赋》，对邺县农业发展情况有过具体描述，其中提到，丰富的水利资源使这里盛产一种“芒种”的作物。唐代李善对此进行了考证，认为芒种指的是水稻和麦子，当时的农民一般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引水种水稻，在地势高的地方种麦子等谷物。关于邺县当时广种水稻的事，在曹丕的文章里也得到了印证。

　　十多年后出生的著名学者傅玄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了水利工程对魏郡地区粮食产量提高所做的贡献，他说可以灌溉的旱田亩产达到了十多斛，而水田更可以收谷数十斛。当时一般土地亩产高的也就是十斛左右，有的甚至只有三四斛，由此可见漳河上的这些水利工程对农业发展起到了多么大的促进作用。

　　这些从漳河引出来的水，有一股被引到了邺县城内。据《邺中记》记载，曹操下令在邺县修了一条暗渠，名叫长明沟，由漳河引来的水从城西引入，进入暗河向东流（伏流入城东注），这条暗渠在城里绕了一个圈，先向南流，之后从东门出城。

　　这条暗渠上还引出了不少的小水渠，通向城里的各个地方（沟水南北夹道，枝流引灌）。这条渠出了邺县后，曹操还下令在其上修了一个稍小点的水坝，名叫石窦堰，进一步控制水流。

　　如果《邺中记》所载这些内容属实，此时的邺县便已经拥有了一套相当复杂和先进的城市供水系统。水不仅是生活必须品，而且也关系到城市的文明程度，漳河水的引入，使邺县一跃成为那个时代最现代化、最为时尚的城市之一。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曹操下令对邺县进行了新的大规模扩建，这项工程更为庞大，而且充满创新精神，对后世城市建设、尤其是都城的建设影响深远。

　　像长安、洛阳这些大城市，其城垣长度与宽度都有制度规定，不能随意突破。在城垣之内，大部分区域是宫城，它一般位于城市正中或者偏南，洛阳城里有北宫和南宫，面积相加占城内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其它政府办事机构、达官贵人的府第、交易市场等又占了一部分，真正的城市平民能挤到城里居住的很少。

　　现在人们所熟悉的都城之内中轴线设计、对称布局、集中规划里坊等，在曹操扩建邺县之前是没有的，它们都始于曹操的首创。这些规则不仅影响到唐代长安的城市布局，还一直影响到明清，日本早期的都城如藤原京、平城京、难波京以及后来的京都等，也全部借鉴了这种布局方法。

　　修建房舍需要大量木材，并州刺史部上党郡的大山里盛产上等木材，这里离邺县很近，免去了运输之苦。并州刺史梁习从上党郡督选木料运到邺县，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建设用材。

　　邺县的扩建是旷日持久的工程，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在邺县城西北角先后修建了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等建筑，使这场扩建活动达到了高潮，让邺县不仅超越了已经破败的洛阳、长安，也超越了天子所在的许县，以及襄阳、成都、临淄等当时一流的大城市，成为一座崭新的、规模巨大、经济发达、文化气息浓厚的新都市。

　　有了这座超级堡垒，曹操就有了稳固的后方，可以把重要将领、官员的家眷从各地接到邺县来，免去大家的后顾之忧，以便更安心地打仗或工作。对那些手握兵权但又不是嫡系的将领来说，把家眷送到邺县去，不仅可以让家人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还可以打消曹操对自己的顾虑，所以，张绣、张燕、臧霸等人先后都主动要求把家眷送到邺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