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王者之路

　　〔为了回应大家的猜疑，曹操以通令的形式告诉人们：他不想当皇帝。但是，按照现有的体制，曹操的爵位最高也只能是个县侯，拿董昭的话说他只能跟手下的将领们同列。为此，在不称帝的情况下不断突破现有政治体制，就成了曹操晚年最乐意做的事。〕

　　【一、九锡】

　　建安十七（212年）正月，五十八岁的曹操从关中回到邺县，此次由他亲自指挥的远征取得了大胜，邺县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四年前赤壁之败的阴霾逐渐被冲淡。

　　远在许县的献帝刘协下诏，赐给丞相曹操三项特权：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关于它们的具体内容，在本书第一部中已作过介绍。

　　按照礼仪，大臣朝见皇帝的时候旁边要站一个司仪官，把大臣的官衔和名字都喊出来。比方说此刻曹操去见天子，司仪官就要喊：“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曹操，参见皇上。”然后曹操就要跪下来高声说：“吾皇万岁、万万岁。”“趋”是小步快走的意思，见到皇帝为表示恭敬，老远就得一路小跑过来，这就是“趋”。另外，见皇帝既不能携带武器，也不能穿鞋子，表示诚惶诚恐。

　　现在曹操拥有了三大特权，皇帝的司仪官喊完“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的时候可以省略曹操的名字不喊，这就是“赞拜不名”；老远见到皇帝也不用一路小跑，可以端个架子慢慢走，这就是“入朝不趋”；上朝的时候别人光脚板，自己可以穿鞋，而且可以佩带武器，这就是“剑履上殿”。

　　这种无聊的形式主义却是那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获得这些殊荣的人定然是人臣之极，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拥有这些特权的人并不多。

　　献帝同时下诏，割河内郡的荡阴、朝歌、林虑三县，东郡的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四县，钜鹿郡的瘿陶、曲周、南和三县，广平国的任城县，赵郡的襄国、邯郸、易阳三县，以上共十四个县，都归划魏郡管辖（以益魏郡）。魏郡原来已有十五个县，已属大郡，现在辖区的县有二十九个之多，成为天下第一超级大郡。

　　这件事应该是在曹操主导下进行的，其背后一定有着更大的深意。果然，这一年十月，担任丞相府参谋长（军谋祭酒）的董昭突然提出了一项建议，搅动了邺县和许县两地的政坛。

　　作为曹操事业矢志不渝的追随者和最坚定的支持者，董昭多次在关键时刻为曹操立下大功，深得曹操的信任。作为非汝颖出身的士人，董昭地位虽然不是特别高，但在曹操心目中他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董昭的建议是恢复秦汉之前的五等爵制（宜修古建封五等），由天子封曹操为魏公，同时赐曹操九锡之礼。

　　五等爵是指公、侯、伯、子、男五种等级不同的爵位，公爵为最高，男爵最低。在秦汉以前实行的就是这样的爵位制，它们都是世袭的，有了爵位才能被称为贵族，享受不同的特权。

　　世袭制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能奖勤罚懒，有点吃大锅饭的意思。到了秦朝，为鼓励大家英勇作战，世袭制被改成了军功制，爵位不仅可以世袭，也可以依靠军功取得，同时爵位还被细分成为二十级。这一招很管用，士兵们在战场上不怕死，心里就是有这个东西在支撑着。汉朝因袭秦制，爵位同样分为二十级，最低的一级也就是第一级叫公士，第二级叫上造，到第十九级时叫关内侯，第二十级也就是最高的一级叫彻侯。

　　汉武帝刘彻当皇帝后，为了避讳，改“彻侯”为“列侯”。列侯又分为三个等级：亭侯、乡侯和县侯，一般来说，爵位到了县侯这一级，也就到顶了。

　　与秦汉以前爵位制不同的是，汉代的爵位没有“公”这一级，却有“王”，在春秋战国时代，“王”是唯一的，即周天子，周天子之下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等这些“公”。秦汉以后有了皇帝，皇帝之下虽然没有“公”却有“王”，“王”之下是二十级军功爵位。

　　说起来汉代爵位体系更丰富，等级更多，但为什么还总有人想变回去呢？说起来，这都是刘邦弄出来的事。

　　刘邦当上皇帝后开始封了不少异姓王，如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长沙王吴芮等，但好景不常，除长沙王吴芮外其他人都先后搅进叛乱而被杀。刘邦后来明白了，敢情打江山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而坐江山却有强烈的排他性，于是在晚年搞了一个“白马盟誓”，约定“不是刘家的人不得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不得封侯。谁不遵守这个盟约，天下人共同征伐他（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这样虽然为刘氏子孙办了一件好事，但却断了其他人向上进步的希望。比如说曹操，无论军功还是实力，放在汉朝初年一点都不比韩信、彭越差，但也只能被封为列侯。

　　这就是董昭提议恢复秦汉以前五等爵制的背景。不是那一套办法更好，而是现行的这一套太不行，通过恢复五等爵制，等于废除了汉代的二十级军功爵制，进而推翻刘邦订下的“白马盟誓”。

　　但是，这不是小事，它要动摇三四百年来汉朝的国统，在当今天子事实上已形同傀儡的情况下，这更是一个极度敏感的话题。

　　在董昭的建议里还有一项内容，就是“九锡”，这一套东西更为复杂繁琐，但又更让人趋之若鹜。

　　这里的“锡”不是元素周期表上“Sn”表示的那种金属，而是一个通假字，它通“赐”。“九锡”就是天子赐给诸侯、大臣以及有特殊贡献的人的九种器物，用来表示礼遇或特权，具体说其实是九种礼器，分别是车马、衣服、乐、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和鬯，是古代。

　　这九种礼器都很特别：车是特制的，分别叫“金车大辂”和“兵车戎辂”，用八匹黄马来拉；衣服是“衮冕之服”，配套的有叫“赤舄”的鞋子一双；乐器里包括定音和校音的器具；朱户是允许自家住宅装修红漆的大门；纳陛是进宫殿时可以走特别凿出的台级，类似贵宾通道；虎贲是天子的卫士；弓矢包括特制的红、黑色的专用弓箭，有一百副彤弓矢，一千副玄弓矢；斧钺是一种大斧，在上古年代不仅是用于作战的兵器，而且是军权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鬯是用黑黍和郁金草酿成的一种稀有的酒。

　　这些东西并不太值钱，但是拥有它之后就意味着享受了极高的荣誉和特权，出门可以乘坐天子的专车，穿着天子的衣服，警卫员也是从天子身边调来的，进宫走的是贵宾通道。除了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之外，还有许多实实在在的特权，专用的弓箭意味着有权征讨叛逆，斧钺意味着可以诛杀不法之人，等于有先斩后奏的权力。

　　这九种东西只能由天子赏赐，再有钱也不能自行置办。天子也不会随便给人，只能赏赐给那些为国家建立了卓越功勋的人，而且这九项内容通常不会一块儿赏赐，因为人臣如果得到全部这些特权，那他从形式到内容也就与天子相差无几了。

　　董昭是这项提议的发起者，之前有没有向曹操请示过或者接受了曹操的暗示，我们不得而知。曹操对董昭这项提议的反应，在《三国志》的《董昭传》《荀传》以及《献帝春秋》里有两种不同的记载。

　　据《三国志董昭传》记载，曹操得知董昭的建议后表示反对，他说：“恢复五等爵制是大事，只有圣人才能完成，不是人臣可以办到的，这让我如何面对众人呢（建设五等者，圣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

　　董昭劝道：“自古以来，人臣辅佐君主，从来没有人像明公您这样的建立了不朽的功业（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建立了这样功业的，就不会久处人臣之位。现在明公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有所不安，希望为保名节而不愿意承担更大责任（乐保名节而无大责），品德超过了伊尹、周公。然而如今的百姓更难教化，处于大臣之位，却又让别人在大事上猜疑自己，这确实得好好考虑一下（诚不可不重虑也）。明公虽然品行高尚，又明以法术，可如果不在此时明确根基，不为子孙万世考虑考虑，还是没有做到位呀（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所谓明确根基，是指土地和人民，应该从这两个方面有所建树，以便保护自己（以自卫）。”

　　而据《三国志荀传》说，董昭等人为此事专门秘访荀，但是遭到了荀的反对。荀认为曹操兴义兵的目的是匡扶朝政，怀持的是一颗对汉朝的忠贞之心，故而董昭等人的提议不合适（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荀的观点很快被曹操知道，曹操相当不高兴（太祖由是心不能平）。

　　根据《荀传》的暗示，这项提议没准是曹操本人发起的，董昭只是跑腿的。正式提出前，由董昭以及其他人出面还做了很多人的工作，因而荀的反对意见曹操很快就知道了。

　　《献帝春秋》支持《荀传》的说法，它还收录了董昭专门为此事写给荀的一封信，信中说：“过去周公、吕望在世，正当姬氏强盛，有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大业，辅助幼小的成王，功勋与曹公现在差不多（功勋若彼），他们仍然接受了很高的爵位，赐土开疆（锡土开宇）。到田单在世时，率领强大齐国的军队，为报仇进攻燕国，攻下了七十座城，迎立齐襄王。齐襄王加赏田单，东边有掖邑的封地，西边有的良田。前世对待功臣，都是如此厚赏（前世录功，浓厚如此）。现在曹操公面对海内倾覆，汉室宗庙焚灭，他亲自披坚执锐（躬擐甲胄），四处征伐，栉风沐雨，已经有三十年。他扫灭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得以继续被天下人奉祀。前面提到的那些人，与曹公相比就像土丘与高山，无法相提并论。可如今曹公只是与诸位将军同列，封侯也只能给一县的封邑，这难道是天下之所望吗？”

　　可是董昭仍没能说服荀。对荀的态度曹操其实已经有了思想准备，早在建安九年（204年），就有人提出过恢复古代九州的建制，这其实也是借恢复古制间接突破汉代政治体制的一种尝试，但立即遭到了孔融和荀的反对。有了八年前的那一次经验，曹操对荀的立场已不再吃惊，但心里极不舒服，所以“不能平”。

　　然而，现在的情况与八年前已有所不同，曹操掌控局势的能力更强，对汝颖士人的依赖度有所降低，上次荀一表示反对他便立即停止了恢复九州制的打算，这一次他不打算那样做了。

　　可是，曹操知道很难让荀这个人改变立场，如何处置荀的反对意见，曹操不得不认真想一想。

　　【二、最大的“保皇派”死了】

　　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大约在董昭提出恢复五等爵制的同时，曹操决定从东线发动一次对孙权的远征，如果不算上一次援救合肥，赤壁之战后曹操先后发动过三次亲征孙权的军事行动，分别在建安十七年（212年）、建安十九年（214年）和建安二十年（215年），今年算是第一次。

　　在曹操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十年，他仍然经常领兵出征，主要战场有两处：东线的合肥、濡须口，西线的关中、汉中。奇怪的是，曹操在西线接连得手，先是打败了马超、韩遂，平定了关中，进而平定了陇右，以后又远征汉中，收降了张鲁，但是在东线作战他却屡屡无功而返，只能望长江而叹。

　　有人认为这是对手不同，马超、韩遂、张鲁这些人不能与孙权相提并论。这也许是个理由，但还有另一点不容忽视，曹操先败于赤壁，后来又多次止步于长江边上，与曹军善于平原和山地作战，而不擅长水战有关。直到后来，曹丕称帝后这种局面仍未改观，数十年中，长江成了曹军无法逾越的天险。

　　参加本次远征的部队仍然先在谯县集结，曹操对这次亲征寄予厚望，特地请献帝派尚书令荀代表朝廷到谯县来慰问。天子派大臣到前线劳军也是惯例，但由实际上主持朝廷日常工作的荀亲自前来，是以前没有过的。包括荀本人在内，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感觉将有什么事发生。果然，曹操随后就以献帝的名义发布诏令，改任荀为光禄大夫，不再担任尚书令一职，以侍中、光禄大夫的名义代表天子（持节）继续留在军中，并担任曹操的军事顾问（参丞相军事）。

　　这一任命非同小可，光禄大夫的品秩是“比二千石”，品秩二千石可以看作正部长级，“比二千石”略低于二千石，可以视为副部长级。荀担任了十多年的尚书令一职，品秩只有一千石，算是个司局级，看起来他升官了，可尚书台是朝廷的秘书局和机要局，实际权力要大得多，远远超过了一般部长，尤其在当前的局势下，尚书令处理朝廷日常工作，是曹操在许县的代言人。

　　在士人们的心目中，荀就是他们的领袖，当个部长都屈才，就连曹操都认为荀的地位应该更高，一度曾经想让他担任三公之一的太尉，被荀本人拒绝了。

　　现在，再笨的人都明白，荀的尚书令变成了光禄大夫决不是升官，而意味着他失宠了。并且，曹操让荀参与丞相府军事，这样就把荀变成了自己直接的下级。

　　荀郁闷至极，于是病了。

　　不过，也参加了此次远征的曹丕后来在《典论自序》里记录有荀来军中慰问的事，从当时的情况看荀的精神状态挺好。

　　曹丕写道，他随同大军驻扎在曲蠡（今河南临颍）时，荀曾来军中慰问，他们还有过闲谈。当时荀兴致颇高，他对曹丕说：“听说你能左右开弓射箭，这实在不简单（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

　　曹丕说：“您还没见过我在马上昂首大呼，俯视马蹄、仰射月支的时候吧？”

　　荀笑道：“那是呀（乃尔）。”曹丕说：“箭靶放在固定的地方，即使百发百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如果在平原上立马疾驰，脚下是丰美的草地，追逐野兽，射杀飞禽，箭不虚发，射中猎物又能洞穿它，这才算高妙。”

　　所在部队的参谋长（军祭酒）张京也在坐，回头看着荀拍手称好。

　　从上面这段记述里似乎看不出荀心事重重，反而觉得让他来军中慰问他也挺高兴。

　　不过，曲蠡这个地方还在许县附近，荀这时还没有到谯县，尚不知曹操把自己留下不让走，所以曹丕写他的职务时还说是“尚书令”。荀或许想这只是一次简单的慰问活动，结束后即可返回许县。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曹丕故意这样写的。荀死后关于他的死因问题有种种猜测，曹丕在《典论》这篇谈论文艺和哲学问题的学术著作中专门把跟荀闲谈这样的事也写进来，多少有点刻意之嫌。曹丕也许想告诉大家，荀确实是生病死的，关于他死因的种种传闻都不可靠。

　　曹操很快率大军推进到长江边上的濡须口一带，此时荀因病留在了寿春，在这里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最终病逝于寿春，这一年他正好五十岁。

　　《三国志》说荀的死因主要是有病，心情郁闷也是原因之一（以忧薨），但《魏氏春秋》一书却认为他是自杀。据《魏氏春秋》记载，曹操这时赠给荀一些吃的东西，荀打开后发现里面是空的，荀感到这是曹操在暗示自己什么，于是喝毒药自杀了（太祖馈食，发之乃空器也，於是饮药而卒）。

　　《别传》也暗示荀是自杀的，称荀临死前，曾把与自己有关的重要文件都烧了，因此他曾经提出过的许多奇策密谋都不为人所知（自为尚书令，常以书陈事，临薨，皆焚毁之，故奇策密谋不得尽闻也）。

　　《献帝春秋》却另有新解，它认为荀之死与即将被暴光的伏皇后事件有关，通常认为这件事是一年多以后才被发现的，但《献帝春秋》认为曹操早就知情，并且荀也牵扯其中。

　　董承和董贵人被杀后，伏皇后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自己的父亲伏完，让伏完联络一些人除掉曹操。伏完找到了荀，荀看完后觉得事情很严重，他没有作任何表示，但也没有向曹操报告（完得书以示，恶之，久隐而不言）。

　　伏完联络的人里还有自己的妻弟樊普，樊普害怕事后被诛连，就把这封信交给了曹操。曹操心里有了防备，但没有立即挑明。荀后来感觉事情泄露了，担心曹操追究，就想办法给自己解套。当时曹操刚把自己的三个女儿送到宫中，成为献帝的贵人，荀于是主动跑到邺县，劝曹操另立自己的女儿为皇后。

　　曹操有点吃惊：“现在朝廷有伏皇后，我的女儿能配给皇上，只是因为我那一点微不足道的功劳而已，怎能有更进一步的奢望（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见录，位为宰相，岂复赖女宠乎）？”

　　荀说：“伏皇没有儿子，性情凶险恶毒，以前还给她父亲写信，说了些大逆不道的话，因此应该废掉她（后无子，性又凶邪，往常与父书，言辞丑恶，可因此废也）。”

　　曹操说：“这件事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荀假装惊讶地说：“我前面向您报告过了呀（昔已尝为公言也）。”荀想打个马虎眼混过去，哪成想曹操很认真，说：“这难道是小事吗，我怎会忘记？”荀装着又想了想说：“确实没有报告过，可能是当初您在官渡与袁绍相拒时，不想打扰您，所以没有说。”

　　如果曹操明白了荀是在为自己圆场，应该装个糊涂就过去了，但曹操并不想给荀这个面子，他继续追问：“官渡之战以后为什么不报告（官渡事后何以不言）？”问得荀无言以对，只有不停地检讨自己（无对，谢阙而已）。

　　《献帝春秋》认为，这才是曹操与荀二人关系的转折点，此后曹操心里对荀产生了严重不满，只是表面上包容他而已（太祖以此恨，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

　　《献帝春秋》进一步认为，董昭提出授予曹操魏公的建议，荀表示反对，荀想当面向曹操陈述，正好这时让他到军前慰问，慰问活动结束后，是荀自己要求留下来的，目的是找机会跟曹操当面谈谈（及赍玺书犒军，饮飨礼毕，留请间）。

　　曹操知道荀要谈什么事，就是不给他机会，最后荀在抑郁中死于寿春。

　　《献帝春秋》的记载与前面几部史书不同，对后世影响却很大。但是，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如果按照此说，在伏皇后事件没有公开之前荀主动找曹操谈过这件事，荀等于成了告密者，这恐怕不符合荀一向做事的风格。荀如果只求自保，他也就不会在关键问题上一次次惹怒曹操了。

　　尽管荀的死因扑朔迷离，但正值壮年的他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死于军中，又是在是否恢复五等爵制争论的关键时刻，不能不引起朝野内外甚至民间的广泛猜测和议论。

　　当时社会上什么传闻都有，其中有一种认为曹操逼荀杀伏皇后，荀不干，于是自杀。这种议论由从寿春逃到江东的人告诉了孙权，孙权深信不疑，他以告示（露布）的形式广泛宣传。刘备知道后也说：“曹操这个老贼不死，看来祸乱就结束不了（老贼不死，祸乱不已）！”

　　客观地说，曹操这时虽然不喜欢荀，但还不至于杀他或者逼他自杀。荀跟随曹操二十多年，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荀也是充分信任和尊重的。尽管近年来荀对曹操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但那都集中在如何对待汉室这个问题上，观点虽然不同，但曹操深信荀不是董承和伏完，他不会谋反。

　　在曹操眼里，荀一直是一个士人，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容易让他改变，但也不用过于防范他，因为他没有太大的威胁，所以曹操不会在即将与孙权展开大战的前夕把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荀杀掉，这完全不符合曹操的利益。

　　荀之死可能是巧合，精神压力的增大影响到荀的健康，刚好在这个敏感时刻病逝，这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也有可能是自杀，感到前途悲观，不想过言不由衷的生活，同时害怕给家人、朋友带来灾难，巨大压力下的荀用自杀的手段一了百了，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官方发布的通告里不会说他是自杀，只会说他因病去世。曹操以天子的名义追赠荀为敬侯，以表达对他的敬意，爵位由荀的长子、同时也是自己的女婿荀恽继承。

　　荀恽娶的是曹操的女儿阳安公主，后来他担任过虎贲中郎将。在曹丕与曹植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他因为站在曹植的一边而被曹丕忌恨，此后逐渐不得志，死得比较早。

　　荀还有其他几个儿子，荀俣后来担任过御史中丞，荀诜任过级别不太高的军职，荀较为有名，是个学者，到晋朝时做过大官。还有一个荀粲，是曹洪的女婿，崇尚道教，是玄学早期的倡导者，他与妻子很恩爱，二十九岁时因妻子去世悲痛而死。

　　荀对曹魏的作用，不亚于诸葛亮在蜀汉。他不仅有杰出的才能，在曹操早期的事业开拓中屡立奇功，本人更是在士人中有很高的号召力，一大批汝颖士人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才加入曹魏阵营的。

　　但他名义上的地位一直不高，一方面缘于他为人谦逊，一再辞让封爵和官位，另一方面是晚年与曹操在政治立场上产生了分歧，作为汉室忠诚的拥护者，他事实上成了最大的“保皇派”，对于曹操试图突破朝廷体制甚至取而代之的做法，他表示不满和反对。

　　苏东坡是一流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同时也是一流的历史学家，他在《东坡志林》一书中对荀内心的矛盾作过深入分析。他说：“汉末大乱，豪杰并起。荀文若是圣人之徒，开始认为非曹操不能平定海内，故而辅佐他。之所以替曹操出谋划策，他认为这些也是汉家之事，荀文若怎么能教曹操造反呢？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该有的自然会有，到不得已的时候再接受，不该来的就不拿，这是周文王的做法，也是荀文若所认为的。但是曹操却要加九锡，荀文若以死反对他，所以我说荀文若是圣人之徒，他的才华似张良，而品德似伯夷。”

　　荀死时有两项职务：部长级的侍中和副部长级的光禄大夫，直到五十多年后的咸熙二年（265年），他才被追授为太尉。

　　也是在这一年，曹魏最后一任皇帝曹奂被司马炎赶下台，曹魏帝国从形式上完全终结了。

　　【三、接受劝进】

　　建安十八年（213年）四月，曹操结束了“三征孙权”中的第一次远征回到邺县。次月，献帝派郗虑代表自己（持节）前来邺县，正式拜曹操为魏公，此举标志着两汉施行了数百年的爵位制得到了突破，正式有了“公”这一爵位。

　　有人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一年前为何大规模增加魏郡所辖的县数，再大的侯爵也只能食邑一个县。曹操此前的爵位是武平侯，食邑是武平县的一万户，献帝给曹操破了例，又把武平县周边的阳夏县、柘县和苦县增加为曹操的食邑范围，使食邑数累计达到四万户。对于这项史无前例的封赏，当时曹操不敢接受，原因之一是根本没有这项制度，他怕别人议论。

　　那次增加曹操食邑的做法有可能出自献帝本人的意思，如果是出自于曹操，之后他又“让县自明本志”，那就不免给人以自导自演的印象了。献帝破例给曹操增加到四个县作为食邑，潜意识里也是担心哪一天曹操把现行封爵制度彻底给推翻了。

　　可是这一天仍然来了，献帝也只能无奈。

　　就在几个月前，还有一项重大政策出台——恢复了古代的九州制。根据《献帝春秋》记载，其主要内容是：撤销幽州刺史部和并州刺史部的建制，将其所辖郡国并入冀州刺史部，撤销司隶校尉部、凉州刺史部，将其所辖郡国并入刚刚成立的雍州刺史部，撤销交州刺史部，将其所辖郡国并分别并入荆州刺史部和益州刺史部。

　　根据本次行政区划调整，目前天下共有兖州、豫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冀州、益州、雍州等九个刺史部，和“禹贡九州”的概念对比，双方的差别只在益州一地，“禹贡九州”没有益州而有梁州，但这两个州指的都是一个地方。

　　按照调整后的区划，目前“曹统区”的范围包括冀州、兖州、豫州、青州的全部，以及雍州、徐州的大部，荆州、扬州的一小部。孙权拥有扬州的大部以及荆州的一小部，刘备拥有荆州的一部分，刘璋拥有益州，另外现属于冀州刺史部的辽东一带有公孙氏的割据势力，而原交州刺史部的大部分地区也处于割据状态。也就是说，截止本次行政区划调整时，天下三分的局面尚未形成。

　　赤壁之战造成了三足鼎立，这是没错的，但并非在战后立即就形成三分的局面，它还有一个过程。

　　魏公不是“郡侯”，他的食邑范围不仅包括魏郡，尽管这个郡已经有二十九个县之多。根据献帝颁布的诏令，魏公的食邑范围还包括魏郡周边的其它九个郡国，即河东郡、河内郡、魏郡、赵国、中山国、常山国、钜鹿国、安平国、甘陵国和平原国，幽州和并州撤销后，它们此时都隶属于冀州刺史部。

　　这十个郡其实就是一个国中之国，姑且称之为“魏公国”。

　　郗虑一行带来了献帝为策封曹操而发布的长篇诏令，这篇诏令仍然完整地保存于《三国志武帝纪》中，它文辞华美，相传为供职于尚书台的陈留郡中牟县人潘勖所做，他是有名的碑颂高手。

　　但凡这样的文章读起来都比较吃力，里面典故和生僻字太多，肉麻的话太多，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不过里面也有些实质性的话，比如说允许魏公国像汉初诸侯王那样设置丞相以下的百官（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僚，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

　　献帝同时赐予曹操“九锡”的殊荣，根据历史记载，从周公开始，到王莽再到隋唐时期的李渊，大约有十来个人被授予过“九锡”，包括孙权、司马昭以及东晋的桓玄、南朝的李裕、隋唐时期的王世充等人。他们大都是在前朝受了“九锡”，转眼就成了旧王朝的掘墓人，这让“九锡”的名声一落千丈，李渊、王世充之后再也没人尝试过了。

　　据《魏书》记载，曹操对魏公和“九锡”也进行了多次辞让，有一次曹操说：“接受‘九锡’，建立国家，这是周公这样的伟人才能承受的。汉初八个异姓王，都跟汉高祖在当老百姓的时候就共同起事，建立王业，功劳巨大，我怎么有资格跟他们相比（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汉之异姓八王者，与高祖俱起布衣，创定王业，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

　　当然，这只是客气客气，费了那么大的劲，又是改区划，又是四处做工作，哪有不接受的道理？曹操再辞让，大家就搞了一个劝进，你不接受也得接受。

　　《魏书》里记录着一个三十人左右的劝进者名单，他们是：中军师陆树亭侯荀攸、前军师东武亭侯钟繇、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平虏将军华乡侯刘勋、建武将军清苑亭侯刘若、伏波将军高安侯夏侯、扬武将军都亭侯王忠、奋威将军乐乡侯刘展、建忠将军昌乡亭侯鲜于辅、奋武将军安国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乡侯贾诩、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乡亭侯董蒙，关内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杜袭，中护军国明亭侯曹洪、中领军万岁亭侯韩浩、行骁骑将军安平亭侯曹仁、领护军将军王图，以及长史万潜、谢奂、袁霸等。

　　这是一份难得的第一手史料，里面有几个人事迹已经所知不多了，如刘若、刘展、董蒙、王图、袁霸等，但在当年他们都担任要职，并能跻身于劝进者行列，想必也并非等闲之辈吧。

　　在大家的劝进下，曹操表示接受魏公和“九锡”，但“魏公国”的范围只能接受魏郡，不接受其他九郡（于是公敕外为章，但受魏郡）。荀攸等人再次劝进，言辞更加恳切，最后曹操才表示受命。《魏略》一书保存着曹操拜谢受封的上书，虽然文字工整，文笔不错，但一看就是秘书们的代笔，读起来跟《让县自明本志令》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一年的七月，在邺县修建魏公国的社稷、宗庙。九月，在铜雀台的边上修筑了金虎台。十一月，根据汉初的制度，魏公国内设置尚书、侍中、六卿等官职，据《魏氏春秋》记载，魏公曹操任命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其副手（尚书仆射），毛、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他们大都从丞相府转任而来，都是实干型人才，初步搭建起魏公国的管理架构。

　　第二年即建安十九年（214年）正月，曹操按照旧时制度在魏公国耕种籍田。

　　所谓籍田，就是在春耕之前由天子率诸侯亲自耕田，有祈求丰收之意。根据《通典》的记载，其具体的仪式是：当天一大早，以太牢之礼祭祀先农神，之后来到国都南面专门辟出来的千亩田地里，天子亲自执犁，来回耕作三次（天子孟春之月，乃择元辰，亲载耒耜，置之车佑，帅公卿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亩于南郊。冕而朱躬秉耒，天子三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

　　这一年的三月，献帝下诏明确魏公的地位在所有刘姓诸侯王之上，改授金质印玺、红色绶带，授予远游冠，献帝派左中郎将杨宣、亭侯裴茂专程送来这些东西。

　　也是在这一年，“铜雀三台”中的最后一座竣工，取名“冰井台”。据晋人张载《魏都赋注》记载，这是一组庞大的建筑群，三台不仅体量巨大，而且上面修有众多的宫室，其中铜雀台一百一十间，金虎台一百零九间，冰井台一百四十五间。

　　仅台基就有十丈高的铜雀台位于正中，两边的金虎台和冰井台分别高八丈，最独特的是冰井台，上面不仅有米窖和盐窖，还修了数口冰井，从台上垂直伸向地下，利用井内的低温储藏冰块和煤炭（石墨），即使在天气较热的时候，台上的人也能喝上冰镇的饮料，吃上冰镇的瓜果。

　　【四、伏皇后事件】

　　现在说说前面提到过的伏皇后事件。

　　除了《献帝春秋》一书外，一般都认为伏皇后事件发生于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一月，这时献帝刘协的正妻、当今皇后伏寿多年前写的一封信被发现。在这封信里伏皇后以激烈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曹操的极端不满，并请自己的父亲、时任屯骑校尉的伏完设法除掉曹操。

　　这封信无疑在政坛上激起了巨大波澜，十多年前的董承事件使献帝身边已经有一个贵人被杀，但与这件事相比，影响力差得很远。作为在位的皇后，伏寿的地位在理论上与天子同尊，她出了事将会引来更大震动。

　　伏寿今年三十五岁，比天子大一岁，她是豫州刺史部琅邪郡东武县（今山东诸城）人。东武县伏氏是汉代经学世家，名门望族，历代多有达官显宦。伏寿的父亲伏完是前大司徒伏湛的八世孙，史书说他“深沉有大度”，世袭不其侯的爵位，后来娶了桓帝刘志的女儿阳安公主刘华为妻，成为桓帝的女婿。

　　据《后汉书》记载，伏寿进入皇宫是在初平元年（190年），当时被封为贵人。对此有人表示怀疑，因为她这时还不到十一岁，而献帝更不到十岁，有点不靠谱。比较明确的是，到兴平二年（195年）她十六岁时，被立为皇后。

　　晋人王嘉所著《拾遗记》有一则记载，说在献帝东归过程中被李的军队追击，身边的人四处逃散，只有伏皇后等少数几个人。他们被逼到一条河边，献帝受到惊吓不敢过河，十六岁的伏皇后就背着十五岁的献帝趟水过河，到了河对岸，又碰到乱兵举刀乱砍，关键时刻伏皇后爬到献帝身上，并大喊：“这是万岁陛下！”献帝才免于一死。献帝脚受了伤，伏皇后把衣服撕了为他擦血、包扎伤口。

　　伏皇后与献帝也算是一对患难夫妻了，他们历经了兵乱、饥荒和逃亡，到了许县才慢慢稳定下来。伏完被拜为辅国将军，享受三公的待遇（仪比三司），但与董贵人的父亲董承相比，他手中并没有什么实权，因而也避免了董承的下场。伏完对自己的处境很清楚，于是自己提出辞去军职，被改任为中散大夫，后来又改任屯骑校尉。

　　屯骑校尉是北军五营之一的指挥官，原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此时许县的防卫工作都由曹操派来的嫡系部队掌管，伏完的这个职务也只能是挂名。

　　伏皇后可能亲眼目睹了董承事件，尤其是董贵人在怀有身孕的情况下仍然被杀，使她深受刺激。恐惧、愤懑之下她给父亲写了一封密信，历数曹操的所作所为，言辞甚为激烈（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让父亲想办法除掉曹操（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

　　伏完是个理性的人，他并不认为董承办不了的事自己就有把握办成，所以接到女儿的信后，他不敢声张，也不敢有什么行动（完不敢发）。建安十四年（209年）伏完去世，秘密仍未泄露，根据有关制度，他世袭的不其侯爵位由儿子伏典继承。

　　按说伏完一死这件事也就带到坟墓里去了，只要伏皇后自己不说，也就不会有人知道。但是，到建安十九年（214年），伏皇后写的那封信却神秘地到了曹操手中，曹操大怒。

　　虽然是一件陈年旧案，但曹操还是决定以雷霆手段予以反击。据《后汉书》说，曹操强迫献帝下诏，废除皇后。诏书说：“皇后伏寿出身卑贱，登显尊之位身处后宫，既没有贤良的美德，又没有美好的才华，却私下里怀有妒嫉之想，包藏祸心，不能承天命、奉祖宗。”

　　曹操命令御史大夫郗虑拿着皇帝的信物以及诏书，来到后宫向伏寿宣布决定，收缴伏寿的印绶，强行将她迁出中宫，移到别的宫室居住（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诏，其上皇后玺绶，退避中宫，迁于它馆）。

　　《曹瞒传》补充了相关细节，说曹操还派新任尚书令华歆为郗虑的副手，带兵直接进入宫中搜捕伏皇后。伏皇后当时藏在夹壁墙中，华歆把墙砸开，把伏皇后弄了出来（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

　　这时，献帝正跟郗虑坐着说话，伏皇后披头散发、光着脚被人拉了过来（后被发徒跣过），她拽着献帝的手说：“就不能想办法让我不死吗（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

　　献帝想必也悲愤难当，他说：“我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到什么时候（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献帝转而对郗虑说：“郗公，天下难道有这样的事吗（天下宁有是邪）？”

　　对于伏皇后的最终结局，《后汉书》、《三国志》和《曹瞒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据《后汉书》记载，伏皇后被关进宫廷里的监狱，最后幽禁至死（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伏皇后与献帝所生的两个皇子，也都被鸩杀，受此诛连，伏氏一族男性中有一百多人被杀，女性中有十九人被流放到幽州刺史部的涿郡。《三国志》与此记载相同，称伏皇后被废后幽黜而死，家中男丁都被杀（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

　　而据《曹瞒传》记载，伏皇后直接被杀了，本族被杀的有数百人。《曹瞒传》甚至说伏完也是在这次事件中被杀的（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相比而言，《后汉书》和《三国志》的记载更可信。

　　素有容人之量的曹操处理此事件的手段相当严厉，这倒不是因为荀死后他在处理与天子关系时更大胆，而是他对这类事件的一贯态度所决定的。十多年前处理董承事件时他也如此果断，甚至更为残酷，就连怀有身孕的董贵人也没有放过。

　　在曹操看来，可以接受战场上的降将，可以原谅背叛过自己的人，但不能容忍有人在身边搞阴谋。

　　通过伏皇后事件曹操再次向世人表达了他在政治上的诉求，那就是凡涉及政治问题、政权问题他都不会有半点让步，无论是天子还是皇后，凡在政治上向他发起挑战的，都将受到无情打击。

　　还有一种解读，说曹操此举是为自己的女儿能当上皇后扫清道路，因为就在一年前，即建安十八年（213年）七月，曹操有三个女儿同时被封为贵人。

　　据《后汉书》记载，这三个女儿分别名叫曹宪、曹节和曹华。曹操有二十五个儿子，若按照男女出生比例大致相当的算法，他的女儿至少也有一二十个，但留下名字的只有这三个，其他知道名号的还有清河公主、金乡公主、安阳公主、高城公主等，其中清河公主是曹操的长女，嫁给了夏侯之子夏侯，安阳公主嫁给了荀之子荀恽，金乡公主嫁给了曹操的养子何晏。

　　据《三国志》记载，除了曹宪年龄较长外，曹节和曹华二人年龄还小，暂时留在家中（少者待年于国）。到第二年春天，献帝派太常卿王邑、宗正卿刘艾持节前往魏公国迎接其余二女入宫。

　　《献帝起居注》将这个过程记录得很详细：王邑、刘艾一行还包括五位副手（介者五人），以及黄门侍郎、掖庭丞、中常侍各二人，带着“束帛驷马”等聘礼前来魏公国迎接，在魏公宗庙前授给两位贵人印绶，随后两位贵人到邺县城内的延秋门拜别父亲曹操，并在此登车（诣魏公宫延秋门，迎贵人升车）。曹操派魏公国的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黄厩令以及丞相府的有关人员侍送贵人。当月，两位贵人到达许县附近的洧仓。

　　据《水经注》记载，许县城东有条河叫洧水，枣祗年许下屯田时在此筑有储粮基地，也就是洧仓城。据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考证，许县东郊的洧水河畔建有朝廷的高级宾馆（祗阁），两位贵人入宫前暂时在此下塌。

　　献帝派人将他们迎接入宫中，相当于副丞相（御史大夫）的郗虑及以下全体高级官员（中二千石、将、大夫、议郎）在宫中集会，招待魏公国使者在殿中饮宴。

　　到伏皇后事件发生前，许县宫里刚刚有曹操三个女儿当贵人，所以伏皇后被废不由不让人产生联想，这是不是一场策划好的阴谋？这样的说法在当时一定会被众人议论纷纷。

　　对于这些议论，曹操干脆用行动直接给予了还击，伏皇后被废的第二年，即建安二十年（215年）正月，他让献帝正式下诏策立曹节为新皇后。曹节，是曹操进宫的三个女儿中年龄排在中间的一个。

　　司马彪的《续汉书》曾说曹腾的父亲叫曹节，对此很多人表示怀疑，因为曹操的这个女儿也叫曹节，曹操总不可能给女儿起个与她曾祖父相同的名字吧？

　　董承事件后，曹操对献帝的后宫一直不放心，三十多岁的献帝也不是个安分的主，如果再出一个董承那样的人，不知道会弄出什么事来。现在不管怎么说，女儿成了皇后，曹操对天子的控制更进了一步，他再也不用担心后宫里有人搞阴谋诡计了。

　　【五、登上王位】

　　当上了位于刘氏诸侯王之上的魏公，女儿当上了皇后，还享受着“赞拜不名”以及“九锡”这些超规格待遇，曹操的地位早已无以复加，如果不想自己当皇帝，这些似乎已经到顶了。

　　自己当皇帝的可能性已经被曹操亲自否决，自从《让县自明本志令》发布后，大多数人相信在曹操手里不会出现朝代更替的事。

　　不过，到了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曹操的魏公又向前迈出了一步，献帝下诏，进封曹操的爵位为魏王。《后汉书》记载这件事时，用了耐人寻味的一句话：“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自进号”就是自封，也就是非法的。这实在多此一举，谁都知道无论是丞相还是魏公、魏王，都不是出于天子的本意，不过在史书中捎上一笔，恶心曹操一下，对于拥汉派史学家来说也算出了口气。

　　献帝照例颁发了一份诏书，这份诏书有五分之四的篇幅都是废话，但最后有几句话颇为重要：“今进君爵为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策玺玄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

　　从这段话里我们知道献帝派到邺县的使者是御史大夫、宗正刘艾，他本身也是刘氏宗亲，由他来当使者，增加了这项册封的合法性。刘艾带来的不仅有诏书，还有两份重要礼物，即金虎符和竹使符。

　　调动军队历来都是一件大事，必须有皇帝颁发的信物，否则就是谋反。汉代用于调兵的信物大致有虎符、节、羽檄、诏书等，其中最郑重的是虎符，有铜质的也有金质的，这次送来的金虎符是金质的，一共有五枚。竹使符与虎符作用类似，不同的是它是竹质的。根据应劭的记载，其形似箭，每枚长五寸，上面用篆书写有“一、二、三、四、五”等字样，它在使用上与虎符有何区别以及如何使用，由于史料欠缺，今人已经不得而知。推测起来，也许跟调兵的规模有关，小规模的调兵用竹使符，较大规模的调兵用虎符吧。

　　竹使符没有出土文物，但陕西省凤翔县曾出土过金虎符，让我们直观地了解了这件神秘东西的面貌。它体型很小，高仅二厘米多，长不到五厘米，呈卧虎状，中间一分为二，一半在天子手里，一半在带兵的将领手里，使用时要看这两件东西能否完全合上。

　　献帝颁发这两件东西给曹操，是因为曹操作为魏王在名义上也拥有调兵的权力，即魏国拥有独立的军事权。这一点在刘氏诸侯王之上，汉武帝刘彻之后，刘氏藩国已经不再掌兵了。

　　当然，现在就连汉室朝廷其实也不掌握任何军队，曹操每次调兵也不大可能先到许县申请虎符，那样既不现实也耽误事，献帝颁发金虎符和竹使符给曹操也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这份诏书传达出来的另一个信息是，曹操担任魏王以后，原担任的丞相、冀州牧两个职务保持不变，这样曹操身边就有三套班子同时运行：魏王府、丞相府和冀州的州政府。

　　这三套班子都挺重要，现在曹操身边不缺少职位，只缺人才。

　　先说魏王府，它是从魏公府直接转化而来的，但魏王府升格之后，内设机构不断增加，人员也大量增加，成为曹操掌握权力最重要的部门。

　　前面说过，曹操受封为魏公时开始设置尚书、侍中和六卿，可能因为是公国，所以没有像汉室朝廷那样设置九卿而只设了六卿。这是哪六卿目前已无法确知，清人赵一清认为与汉室相比，这六卿里没有廷尉卿、宗正卿、少府卿，应当有太常卿、光禄勋卿、卫尉、太仆卿、大鸿胪卿、大司农卿，都相当于魏公国政府的部长。

　　但从史书记载看，魏公国曾出现的郎中令、中尉、大理等九卿中没有的部长级官职，说明魏公国建国时进行了一次机构改革，没有完全因袭汉室制度，王修、王朗、袁涣、国渊、钟繇等人分别担任过魏公国部长级官员。

　　以上这些人加上在魏公国尚书台供职的荀攸、凉茂、毛、崔琰、杜袭、和洽、王粲等人，组成了强大的工作班子，这说明曹操没有把魏公国的内设机构当成摆设，它担负着重要的职能。

　　魏公国升格为魏王国后，把六卿增加为九卿，并任命钟繇为相国，类似于丞相，魏王国下设的办事机构进一步加强。此时魏王国的范围至少有北方的十个郡，仅行政管理的任务就很繁重，而从魏王国下设机构的人员配备看，曹操不仅让他们管理魏王国，还把整个“曹统区”都纳入到管理范围中。

　　如此一来，魏王国与丞相府的职能便出现了交叉。从大批原丞相府人员已转入魏王府任职的情况看，此时丞相府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但与军事有关的部门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

　　魏王府和丞相府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职能范围，魏王府偏重于行政管理，包括王室事务，而丞相府重点负责军事，包括军队将领的选拔任用、军队调动、军事后勤以及战略谋划、战役参谋等。

　　至于冀州的州政府主要定位于管理冀州的事务，幽州、并州撤销后，冀州的管辖范围增加了一倍以上，人口和实力都居九州之首。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州，想必人员也有所加强。

　　这段时间，行政区划大调整、魏公府和魏王府的设立，都需要大量人才。曹魏阵营出现了人才大流动现象，人才不够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在建安十五年（210年）颁布了第一份“求才令”的基础上，建安十九年（214年）、建安二十二年（216年）曹操又先后两次颁布“求才令”，广泛征集人才，史称“求才三令”。

　　“铜雀三台”完工后，对邺县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暂告一段落，现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较几年前更新、也更壮观的大都市。

　　根据《水经注》《魏都赋》《邺中记》以及宋人编著的《邺都宫室志》等史籍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城内宫室、官署的名称和具体位置：整个城内被一条东西大街分成两个部分，宫室和官署都集中在北边，王宫的大殿叫文昌殿，是魏国举行重大活动、典礼的地方，而魏王曹操处理日常公务多是在其右侧不远处的听政殿。听政殿门外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其上列置有听政门、升贤门、宣明门、显阳门、司马门等。

　　听政殿门前分布着尚书台以及丞相府下的各个机构，属于机要部门，再向外，一直到东西大街的北侧，分布着魏王府下的部分九卿等办事机构。铜雀台在邺县城西北角上，与其对应的城东地区是一个叫“戚里”的地方，这是贵族集中居住区，九卿中的郎中令府、大理寺、太仆寺、中尉寺分别在戚里南北两边，如果在以上那些部门办公在戚里居住，那是相当方便。

　　与千里之外的许县冷清的场面相比，邺县处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曹操成为魏王后，乌桓单于普富卢率领其下的各位侯王，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率领其下的各名王，先后来到邺县朝贺，魏王曹操以礼相待，最后把呼厨泉留下来长住邺县，让他手下的右贤王去卑回国主持工作（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待以客礼，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

　　【六、高处不胜寒】

　　曹操一连串的政治动作，让不少人对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的表白产生了怀疑。在拥护和同情汉室的人看来，曹操的作为分明是步步紧逼，汉室已经退无可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尤其是曹操称魏王后，这种猜疑、不安和担忧就更加强烈，少数有极端想法的人不甘于被动受制，他们试图铤而走险，联络那些因为其他原因对曹操不满的人，集体向曹操发难，于是接连发生了三次谋反事件。

　　第一次是谋反事件发生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即曹操登上王位的当年。谋反事件的主角叫严才，关于他的情况后世所知甚少，整个事件仅记录在《三国志王修传》中。据记载，当时严才突然起事，率领“徒属数十人”攻击位于邺县城内的魏王宫门。担任郎中令的王修最先得到消息，他来不及调动人马，就率领正在官署值班的属下们步行赶到宫门，保卫王宫的安全。

　　郎中令是秦朝官名，汉代改为光禄勋卿，魏国建立后把名字又改回郎中令，保卫宫室的安全是其主要职责之一。在平息这场叛乱中，王修立下了大功，同时刚刚落成的铜雀台在安全防卫方面的功能也突显出来。谋反事件发生时曹操本人正在铜雀台上，居高临下地看到了整个过程。当曹操看到有人出来与叛乱者搏斗时，虽然离得太远看不清是谁，但曹操对身边的人说那一定是王修。

　　这场谋反事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严才等人想必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严才的具体背景虽然没有记载，但从他拥有“徒属”来看，他不是一般平民，应该担任某种官职。

　　又过了两年，即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正月，在许县发生了另一起谋反事件，这一次规模很大，影响也很大。

　　参加这次谋反的有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关中人金以及吉本的两个儿子吉邈、吉穆等人。

　　太医令隶属于少府卿，负责皇宫内的医疗保健工作，是司局级干部，吉本本人情况不详。少府卿是太医令的顶头上司，九卿之一，正部长级，负责宫内事务，相当于清代的内务府，耿纪原来在丞相府当过处长（丞相掾），得到曹操的赏识，提拔他担任了侍中、少府聊。

　　司直这个官名不常见，但却相当了得，这也是部长级（比二千石）高官，最初是汉武帝时期设置的，辅佐丞相检举百官的不法行为，算是纪检工作，后来撤销，根据《后汉书孝献皇帝纪》记载，建安八年（208年）又重新设置，职责是督察、检举朝中的百官（督中都官）。

　　金父子职务不详，但他们不是普通平民，他们出身于京兆尹（今陕西西安一带）的金氏家族，这个家族出过跟袁绍一家有亲戚关系的金日等名臣。金与曹操的心腹近臣王必关系很好，王必此时担任丞相府的秘书长（丞相长史），但不在邺县供职，而是受曹操派遣领兵负责许县的守卫工作（典兵督许中事），是掌握许县局势的关键人物。

　　据《三辅决录注》介绍，这几个人之所以结合在一起，是因为“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也就是想乱中夺权。他们的具体计划是，利用金与王必的私人关系，想办法借机控制王必，或者把王必杀了，之后挟持天子占领许县，然后引当时坐镇荆州的关羽为后援，伺机成事。金先派人设法潜入王必的军营作内应，因为平时关系不错，王必并无防备。夜里，吉邈等纠集了门人、家僮共一千多人突然火烧王必的营门。金的人在里面作内应，事发突然，王必仓促应战，结果被射伤了肩膀。王必不知道是谁挑起的叛乱，带伤逃了出来，因为平时与金关系最好，竟然投奔到金处，可笑的是金不知道来的是王必，还以为是吉邈等人回来了，黑暗中对王必喊道：“王秘书长是不是死了？咱们的大事看来要成了（王长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

　　王必一听吓坏了，赶紧改投他处。据《三国志》记载，王必后来在负责颖川郡屯田工作的中郎将严匡的帮助下，将叛乱平息。

　　但是，王必伤势很重，十多天后不治身亡。

　　据《献帝春秋》记载，参与此次叛乱的耿纪、韦晃等人全部被抓，曹操下令将他们就地处死。行刑之前，耿纪喊着曹操的名字叫道：“曹操，只恨我做事不周，被这帮小子给耽误了（恨吾不自生意，竟为群儿所误耳）！”韦晃一边跺脚一边抽自己的脸，表示心有不甘（顿首搏颊，以至於死）。

　　《山阳公载记》还说，曹操听到王必的死讯，“盛怒”。王必的地位不是很高，但却是曹操绝对的心腹，他很早就跟随曹操，类似于家臣的角色，当年通使长安的重任就交由他来完成。

　　曹操命令在许县的汉室百官全部到邺县来接受审查，让当晚参与救火的站在左边，没有救火的站在右边。大家还以为凡参加救火的人不会有罪，于是大部分人都往左边挤。哪知曹操的思路刚好相反，他认为半夜没有跑出来参加救火是正常反应，跑出来的人恐怕都是想参加叛乱的，于是把站在左边的人都杀了（召汉百官诣邺，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乃实贼也，皆杀之）。

　　后面这条记载很有名，也最能反映曹操的奸诈和残忍。但细想一下却不大可能，尽管在汉室名义下的百官此时已所剩余无几，但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仍然不能低估，曹操如此轻率地说杀就杀，实在不大可能。不过，借着审理这桩案件，深挖幕后指使，将案件扩大化以借机清除那些平时有不满情绪的人，倒是有可能。

　　这次谋反事件余波未定，第二年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九月，发生了影响更大的魏讽谋反事件。这件事发生在曹操的大本营邺县，钟繇、张绣、王粲、刘、繁钦、杨俊等曹操身边的人，要么因此事被免官、降级，要么有亲属受到牵连。

　　《三国志》中有十余处提到此次事件，但却没有集中记述该事件的全过程，综合张绣、钟繇、徐奕、董昭、王粲、陈群、刘、杨俊、王昶、文钦等人的传记以及《世语》《傅子》《魏书》《文章志》《博物记》等书的记载，可以看清这件事大致的来龙去脉。

　　魏讽字子京，是曹操老家豫州刺史部沛国人，很有口才，拿《世语》的话说就是有“惑众才”，在邺县很有名气（倾动邺都）。邺县可不是一般的地方，那里什么能人都有，能在社交场所频频亮相并获得追捧，必然是精英中的精英，魏讽就属于这样的人。

　　担任魏国相国的钟繇也受其蒙弊，举荐了他。魏讽居然当上钟繇手下负责人事工作的处长（西曹掾），他利用职务便利，与邺县一批上层人士子弟拉上了关系，其中包括张绣的儿子张泉，王粲的两个儿子，刘的弟弟刘伟以及曹操的老乡、曹魏后期的风云人物但在这时还是一名小青年的文钦等人。

　　有人看出来魏讽有问题，王昶、傅巽、刘晔都对朋友或家人说过魏讽肯定会造反。刘也劝戒弟弟刘伟，说魏讽这个人不修德行，整天编织关系网，为人华而不实，喜欢沽名钓誉，必将扰乱社会，让刘伟小心些，不要再跟魏讽来往（吾观魏讽，不德行，而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此直搅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复与通），但是刘伟听不进去。

　　要么说明魏讽魅力太大，蛊惑能力太强，要么说明这些高干子弟缺少人生历练，又喜欢出风头、交朋友，稀里糊涂地卷了进去。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有谋反的动机，有的人事后虽然被追究甚至被杀，但多是因为与魏讽来往太密切招致的。

　　魏讽的主要支持者是长乐卫尉陈，他手里有兵权，卫尉负责宫室的守卫工作，长乐卫尉负责长乐宫的安全保卫。邺县没有长乐宫，长乐宫通常指太后的寝宫，然而无论汉室还是魏国，此时都没有太后或王太后，陈这个长乐卫尉不知所司何职，不过他手里应该掌握一定兵权，所以魏讽把他作为重点拉拢对象。

　　陈其他事迹不详，魏讽跟他约好准备起事，恰在这时曹操率大军西征刘备未归，曹丕留守邺县，正好是个机会。

　　但是，据《世语》说陈到举事时产生了恐惧，他将谋反的事向曹丕告发，曹丕当即立断实施抓捕行动，魏讽下狱后被诛，经过对案件的审理，又有一批人被捕，包括上面提到的那几位高干子弟。

　　根据《三国志王粲传》的相关记载推断，曹丕不等曹操回来，已经先把魏讽诛杀，还杀了包括王粲两个儿子在内的其他一些人，大概有数十人之多。曹操听到魏讽事件的报告时还在汉中，这时王粲已经故去，据《王粲传》说曹操听到王粲两个儿子受诛连被杀，叹息道：“如果我在，不会让仲宣（王粲字仲宣）绝了后（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

　　这一案件波及到不少人，魏国相国钟繇被免职，在家中反省（就家）。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曹操对钟繇的信任没有改变，不久之后钟繇还会出来担任要职，直接负责邺县安全工作的中尉杨俊被降级。

　　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反思，曹操认为魏讽等人之所以敢生叛乱之心，是因为要害部门工作不力，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讽所以敢生乱心，以吾爪牙之臣无遏奸防谋者故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曹操发出了“哪里才能找到像诸葛丰那样的人才来代替杨俊”的感叹。诸葛丰即诸葛亮的先祖，他曾在西汉初年担任过司隶校尉，工作十分出色。

　　此时负责魏国人事工作的是尚书桓阶，他向曹操推荐了徐奕。徐奕担任过首任雍州刺史，后来改任魏郡太守，魏国建立后担任尚书，后来被提拔为尚书令，正是桓阶的顶头上司。

　　张绣死后被追封为定侯，由儿子张泉继承，食邑二千户，张泉被杀后这一封爵取消。多年前曹操的长子曹昂就死于张绣之手，有人认为曹丕这么利索地杀了张泉，收回封爵，是为大哥报仇。

　　刘受到弟弟刘伟的诛连也下了狱，本来要连坐处死，但是刘之前劝刘伟不要与魏讽来往，再加上刘的好朋友陈群竭力向曹操求情，曹操下令免刘死刑，并且恢复原来的职务。

　　文钦被关在监狱里，先挨了几百板子，吃尽了苦头，判绝下来仍然是死刑。曹操知道后，考虑到他的父亲文稷曾经立下战功，就饶了文钦一命。

　　文钦后来成长为一员猛将，曹魏后期担任过前将军、扬州刺史。他对曹魏感情很深，对司马氏专权十分不满，他与丘俭联兵讨伐司马师，兵败之后逃到吴国，被吴国封为镇北大将军。但由于他跟诸葛亮的侄子、当时在吴国掌握兵权的诸葛诞意见不合，为后者所杀，不过那是四十多年后的事了。

　　魏讽事件想必引起了曹操痛切的反思，这些年轻的高干子弟们居然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想想这真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