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章 尊敬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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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汉城。

　　外城方圆二十余里，护城河阔二十余丈，濠之内外皆种满杨柳，粉墙朱戸禁人往来。

　　城门皆瓮城三层屈曲开门，望而生畏。

　　进得城来，毎百歩设战棚置一指挥守卫、并密置暗哨，望之耸然。

　　城里牙道，各种楡柳成阴。

　　城内外交通十分方便，城里外河道交错，水运繁忙。

　　街道繁荣，车水马龙，百街千巷有数不清的店铺，妓院、茶楼、香铺、勾拦、药房、靴店、马行、酒肆、瓦市，可以说应有尽有，买卖兴隆，生意旺盛，服务周到，还有很多这个时代没有公共设施，像李衍特意交代建设的大型学堂、大型医管，让人耳目一新。

　　安东都护府更是气宇非凡，金碧辉煌，楼台亭阁，飞龙画风，金钉朱门，禁卫森严。

　　各个衙门官府都在近旁，坊院仓库也云集一起，十分便捷。

　　一路走来，不仅梁红玉眼花缭乱，就连李衍都望而兴叹——汉城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大都护府前，自闻焕章以下，数百文武百官皆来迎接李衍，观其架势，若不是李衍事先交代，他们可能会迎到仁川港接李衍！

　　李衍身后的梁红玉，是第一次来汉城，也是第一次见到李衍手下的文武百官，因此不免有些好奇，进而偷偷打量这些人。

　　打量了一会，梁红玉惊讶的发现，这些人眼中竟然全都是尊敬——发自内心的尊敬。

　　而他们尊敬的对象很明显是李衍。

　　“官人怎么这么受他们尊敬？”梁红玉不解！

　　直到几天后刘慧娘主动来找梁红玉唠家常，梁红玉才知道原因。

　　在安东都护府建立之初，李衍就废除了包括两税在内的北宋所有税制。

　　此时最大的两税，被李衍改成，每年只交一次——从得到土地开始（包括官府分的，也包括自己开荒的），第一年只交其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乘以一成均产粮食，第二年交其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乘以两成均产粮食，从第三年开始，每年都交其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乘以三成均产粮食。

　　与此同时，李衍提出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烟叶税、关税、船舶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十九种税，并且对这十九种税制做了详细的注解。

　　李衍所制定的税制，对流转额征税、对所得额征税、对资源征税、对财产征税、对行为征税，极为灵活，又极为巧妙，就以印花税为例，征税范围极为广泛，人们还自觉上交，让所有人都对李衍佩服的五体投地！

　　更别提，李衍弄出来的这套税制，在大幅度削减农民和穷苦人的负担的同时，税收还比以前多出了一倍，而这还只是目前发展之初阶段收到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收上来的一定会更多。

　　而税收的主要主体（商人富户），也不觉得难以接受，并且也都在积极维护这套税制。

　　为什么？

　　因为李衍不同于以往的统治者，他大力鼓励通商，并解除了几千年以来加在商人身上的沉重枷锁。

　　此前，商人的地位是非常低的。

　　社会普遍存在四个阶层，即士、农、工、商。

　　士大夫、官员、举人、读书人等士人的地位最高，其次是农民和地主，然后是手工业者、工匠，最后才是商人。

　　商人备受歧视。

　　歧视到什么程度？

　　秦始皇“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意思是“崇尚农业，黜除工商，百姓由此富足”，然后又“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对豪富进行监视看管。

　　到了秦二世，更是荒唐：他将九类政治地位最低的人谪戍岭南，其中四类人与商人紧密相关，即：本人是商人、曾经是商人、祖父母是商人，父母是商人。也就是说，一旦曾经做过商人，三代子孙一律流放。

　　汉代之后到宋代之前，统治者对待商人的态度和套路，大多是同一路数，总是逃不出几个词汇：抑制、打击、抹黑、羞辱。其手法五花八门，有的实在是匪夷所思。如晋代，法律这样规定，做买卖的人，额头要裹上白毛巾，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白毛巾上，脚上穿的鞋子，必须得一脚穿白鞋，另一脚穿黑鞋。前秦苻坚则下令商人不得穿金银锦绣，违者砍头。北魏法律规定商人永世不得做官。隋唐时代，也规定商人或商人的儿子不得参加科考。

　　（汉朝曾有过“捐官”一说，实际却是“买官”。但能买官的人，大多都是士族和那些耕读人家，没有商人的事。）

　　宋朝稍微好些，商人受歧视的程度比之前低不少，不过也不是说全无歧视。

　　总之，此前商人备受歧视，也没有任何保障，一旦国家缺钱，就开始用各种理由抄一波家。

　　而在李衍这里，不仅出台了不少鼓励通商的政策，还将对商人的歧视全都废除了——只要商人缴纳政府规定的赋税，他们就享有普通公民享有的权利。

　　李衍对商业的大力支持，直接导致汉城变得空前的繁华，而且繁华正在快速向李衍的其它地盘发展。

　　另外，李衍正准备推出货币改革和钱庄，进一步促进商业发展。

　　除了自己改革，李衍也允许别人改革。

　　李衍不像以往的掌权者，对于改革，要么坚决反对，畏之如虎，要么坚决支持，不计较后果，要么今天支持明天不支持朝令夕改，更不和稀泥，而是极具创建性的提出了“实验田制”——也就是，不论什么改革，都先划分出一块改革区进行实验，如果实验成功，就大力推行，如果实验失败，就先总结失败的原因，再群策群力寻找补救的措施，而一旦确认这项改革无法进行或是有无法弥补的巨大漏洞，则果断放弃。

　　李衍提出的这个“实验田制”为改革提出了最可行、也最保险的制度，让那些改革派有发挥热情的机会，也让保守派可以掌控这些改革，以至于水泊梁山这个政权不会出现王安石和司马光那样的守变之争，宋朝吵了几十年都没能解决的难题，被李衍轻而易举的就解决了。

　　总而言之，李衍出手虽少，但每一次出手，都能让人看出来李衍的高明和无与伦比的智慧。

　　可李衍虽然天才横溢，却不揽权，该抓的抓，该放手的地方毫不拖泥带水，并且极为敢用人，让文武百官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

　　试问，这样的李衍怎么能不受他们尊敬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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