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九章 诸省之变（十一）

　　路辉天是个性颇为坚强的人，即便是因为心情放松哭了一通，不过等他终于用毛巾擦干净了脸，路辉天已经恢复了平素里的镇定。“陈主席，我们继续谈工作吧。我觉得我受委屈了，不过现在又觉得好像不完全是那回事。”

　　陈克很能理解路辉天的感觉，这也是陈克最近的一个新认识。如果没有革命觉悟的话，革命工作太容易让人感觉委屈。陈克很认真地说道：“路辉天同志，确立革命信仰是件很艰难的事情，革命者是个唯物主义者，他们相信科学，相信民主。相信自己能够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如果不能认识到人类的社会性，工作起来会非常困难的。”

　　路辉天的确有这个认识，在陈克主持湖北工作的时候，因为感受了巨大的压力，路辉天做事的目的一度变成了想让别人认同，好在路辉天的确是有能力的。他很快就发现这么做不对，陈克从不会靠别人的评价来决定同志们工作。“生意就是生意”，路辉天反倒认为这句话某种意义上可以当作自己的革命指南。

　　革命就是革命，革命的成败是由革命工作成败组成的。如果把这个态度当成标杆的话，一切想依靠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举动，都是一种近乎反革命的做法。真的认识到这些之后，个人的宠辱就微不足道，甚至把个人宠辱当作衡量自己价值的标杆这种行为，是极度有害的。

　　路辉天很想和陈克讨论一下这些感受，可是他又觉得真的明白了这些之后，再讨论这些就太没有意义了。懂这些东西的同志他就是有了觉悟，凭空去谈这些话很多余。不懂的同志就是不懂，谈了也没有意义，反倒会引发很多没必要的误解。

　　想来想去，路辉天问道：“陈主席，你还有什么工作交代么？如果没有的话，我有很多东西想请教你。”

　　陈克摆摆手，靠在了椅子上，“路辉天同志，交心会么，务虚不务实。有冤喊冤，有苦诉苦。不过交心会开完之后，工作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不能把情绪带到工作里头去。所以路辉天同志，工作上的事情有党委，有组织。我和你谈，是想让你心理上得到放松，能够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我离开湖北之后，工作上的事情就都要压到你身上了，出了问题我肯定只能找你。我希望你能够学会放松自己，学会认识自己。”

　　听陈克这么说，又看着够严肃却又够放松的态度，路辉天终于确定陈克真的是完全相信自己，真的从没有想过用撤换掉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湖北的工作方向分歧。确定了这件事，路辉天心里头也生出一种相当实用主义的欢喜。这意味着路辉天可以继续在湖北的岗位上完成他自己的工作。

　　既然是出于这样实用主义态度，路辉天就立刻发现自己对陈克离开湖北的准备完全谈不上充足。此时反倒有很多问题想请教陈克。“陈主席，我觉得当前湖北的工作越来越难。你执掌湖北工作，很多工作就变得轻松简单。陈主席你这要走，我这心里头就没底了。”

　　陈克笑道：“路辉天同志啊，党组织是干什么的？不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通过组织来解决么？如果你觉得我能领导湖北的工作，那就不对。不是我能领导，而是党组织现在运行的越来越顺畅。路辉天同志，你上次谈进步，我就觉得这才是真正革命者的态度。时代在进步，革命也在进步。我们在进步，敌人也在进步……”

　　路辉天打断了陈克的话，“问题是陈主席你在领着大家进步，我做不到这一步。”

　　“路辉天同志，我当时为什么要选择你当湖北省委书记，因为你有一个优点，我比不上。你可能不太擅长开拓，但是你很擅长组织。你很擅长对组织的制度化工作。这次你能顶住压力，靠自己理解了现在的局面，就证明你的确有这样的长处。一般的同志遇到这种来自组织上的压力，他们就进退失据了。不知道该把自己摆放到什么位置。你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那就说明你的确是胜任这个工作的。”

　　“那只是我豁出去了而已。”路辉天无奈的笑道。

　　陈克连连点头，“是啊，问题是很多同志豁不出去啊。所以你现在的工作就是通过制度组织起同志，完成眼前的工作，在什么山唱什么曲。现在湖北的工作是完成眼前的这么多庞大投资，这么庞大的投资带来的社会影响也会很大，你得在咱们人民党的理念基础上把局面稳住。现阶段，你不仅要稳定住这些工作，还要带领同志们在工作中深化对社会劳动的理解，深化对社会进步的理解。”

　　听完这些，路辉天确定了自己的工作方向，他笑着问道：“开个玩笑的问，这会不会导致右倾主义倾向？这些工作是要确立秩序，如果让同志们觉得未来还要变化，人心不稳啊。”

　　陈克也笑了，“你呀！只要抓住劳动者联盟的这个根本，任何人都不能凌驾劳动者之上。抓住这个核心，就行了。而且我想交给你一个大右派的工作，把企业成本核算在工业部门推广开。管理岗位也只是劳动环节中的一部分，管理人员不是以前的老爷，但是管理工作也不是当传统意义上的老好人。你把这个工作尝试着推广开。”

　　人民党的本质决定了务虚会肯定要开成务实会。如果在其他政治势力中，陈克与路辉天的这种关系一定会演变成“君臣相疑”，但是在新政治体制里头，矛盾却完全化解开来。当陈克与路辉天在“所有的选择都是为了”完成革命工作这个基本点上达成一致后，纷争就变成了简单直率的讨论。

　　这是人民党内部的特点，也是其他政治势力绝对理解不了的一点。例如在北洋这个中国规模最大的政治团体内。

　　“曹锟不想去陕西？”袁世凯冷冷的问道。

　　“是的，曹锟的意思是想去平定内外蒙。可能有人把一些消息传出去了。”王士珍答道。

　　“谁传出去的？”袁世凯问。

　　王士珍摇摇头，却没有回答。

　　以袁世凯对王士珍的了解，这件事肯定不是王士珍传出去的。现在北洋众将都在试图夺取有利的地位，当然，如果这地位能够带来丰厚的回报，那就更好了。这消息也应该不是路辉天传出去的，袁世凯做出这么一个判断。人民党非常知道进退，既然他们所图极大，就完全没有在这等小事上给袁世凯添乱。那么肯定是一些侍从们出卖的这个消息。

　　想到这里，袁世凯又是愤怒又是无奈。他知道这种事情无法避免，就算是袁世凯自己，在慈禧太后在世的时候也是卖力的去交结太监的。很多时候几句简单的对话，就包含了极大的利益。以曹锟的性格，如果不知道袁世凯准备在羊毛生意上投资，他肯定不愿意去内外蒙这种苦寒之地。现在他主动请缨，绝对是知道了一些内幕。

　　而曹锟知道了这件事，不用说，这个消息很快就能传遍整个北洋。人人都想从张家口这个未来的贸易重点里头捞一笔。

　　“行！曹锟既然愿意去内外蒙，就让他去。”袁世凯站起身背着手说道，“那冯国璋愿意去福建么？”

　　“冯国璋倒是愿意去。”王士珍答道。北洋三杰里头，北洋之龙王士珍擅长谋略，又是袁世凯最重要的谋主，给人行事高深莫测的感觉。北洋之虎段祺瑞敢作敢当，能力很强。冯国璋被称为北洋之犬，因为他忠诚，而且肯干些非常麻烦但是不出彩的工作。所以冯国璋完全不挑肥拣瘦。

　　看袁世凯很是郁闷，王士珍继续说道：“袁公，曹锟也算行事果敢。现在陕西这么乱，他倒也是个合适的人选。如果他不肯去，我觉得不妨还是让段祺瑞去。不仅要控制陕西，还要考虑未来从汉中入川。四川无论如何都不能落到人民党手中。云贵现在讲武堂的势力里头，蔡锷已经是崭露头角。而且我听说云贵云贵和两广地区，都分别谈论着结盟自保的事情。若是拖的太久，只怕四川也会卷进去。既然我们北洋已经决定稳定局面，那不如趁早做准备才行。”

　　“聘卿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没钱开拔。我本想着曹锟如果愿意当了这个陕西总督，所以出兵的时候不用那么多开拔费用。可是段祺瑞的部下在江南捞了一大笔，让他们在北京可以，但是让他们去陕西拼命，我实在是不放心。”袁世凯答道。北洋军每战都需要大笔的经济刺激，袁世凯对此了解的很。

　　但是陕西比福建更乱，起来造反的不是新军，而是陕西同盟会。更准确的说，是陕西的哥老会在同盟会会员的带领下起来造反的。对这批人，袁世凯是一定要彻底根除的。人民党已经无法撼动，袁世凯只能认了。如果新的革命党据有了土地，袁世凯对此不放心。

　　“袁公，那不如让段祺瑞回来执掌陆军部，我带兵去陕西。”王士珍给出了新的建议。

　　袁世凯立刻就拒绝了，“不行，聘卿你得留在中央。你再问问有谁愿意去陕西的。”

　　曹锟如果知道了袁世凯对他的评价，曹锟肯定要大喊冤枉的。实际上曹锟想去内外蒙真的不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是他知道自己未必能够打的下陕西。

　　陕西这次大战过去了一个多月，详细的消息已经传回了北京。甘陕绿营一直骁勇善战。虽然其中进京勤王的一部被全歼，但是这并没有让知道内情的曹锟小看甘陕绿营。没有北洋暗中动了手脚，人民党也不可能那么轻松的进行伏击。

　　而甘陕绿营在西安城全军覆没，其中的惨烈战斗也有点可歌可泣的味道。自打甘陕绿营勤王的部队被全歼之后，甘陕绿营已经感觉到了革命的危险。参与勤王的部队都是忠于朝廷的，这帮人完蛋之后，绿营开始重整军队。陕西哥老会终于找到了机会。这里头的领军人物就是张云山。

　　张云山是长安太乙人，他幼年失学，跟一个山西人学吹号，后来吹号技巧名冠关中。清末在陶勤肃营当兵，走遍青海新疆各地。回陕西后在武备学堂和陆军小学司号，编练新军时又当了协部的司号官。辛亥革命前一年，他在新军中开了山堂。由于他为人豪爽，善于交际，同士兵相处甚好，开山堂不久就吸收了一千多哥弟，在新军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张云山靠着这股力量，一跃而成为陕西的辛亥名人。

　　在哥老会看来，所谓“革命”，无非就是灭清复明。起义成功，哥老会出头的日子也就到了。于是，哥老会的首领们在各处公开挂起洪门招牌，开山拜祖，大散海底，扩充势力。把西安弄得乌烟瘴气。

　　而袁世凯篡夺了中央权力之后召开了全国议会，更是给了哥老会会众们一个明确的暗示，“掌握到自己手里的权力才是权力。”联省自治就是陕西人自己当家做主，而哥老会作为土生土长的陕西地方势力，远比现在台面上的这些人更能够代表陕西地方。

　　而陕西当地的同盟会联络哥老会，组建了陕西的革命党联盟。这些人人原拟于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起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消息不胫而走，到处流传。由于陕西当局防范严密，陕西当局派人四处探听，甚至拆查信件，以掌握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经过一番侦探，查出健本学堂、公益书局是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据点，同时查出一些革命党人姓名，于是陕甘总督升允下令立刻密谋逮捕处决这些革命党人。

　　为了逮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他们决定把新军分批调到外县，一方面分散新军力量，另一方面分头捕杀革命党人，同时调驻扎在外县的巡防队到省城西安，加强城防力量。形势严峻，起义迫在眉睫。这时，井勿幕等同盟会领导人因赴渭北组织起义不在西安，革命党人钱鼎、张钫等人便商定9月10晚提前起事，决定新军协司令部参军官兼二标一营管带张凤翙担任起义总指挥。

　　9月10日是星期天，是新军发饷之日。上午领过饷后，各军营除留少数值日官外，其余的人大多离营外出。早饭后，张钫、朱叙五领导新军以去灞桥洗马为名，先后由西门进城，按原计划顺利到达东羊市军装局，党自新也率众由南门进城向军装局进发。这时的军装局周围，已三五成群地聚集了数百名徒手士兵和哥老会弟兄。正当张钫与事先联系好的军装局守军排长和库兵商议进军装局的路线时，警察数次前来查问，这时已是上午10时许，张钫见形势急迫，怕再出现变化，使整个起义计划毁于一旦，便当机立断，下令冲入军装局抢枪，枪抢到后，立即装上刺刀，子弹上膛，很快就占领了军装局。接着又打开咸宁县和长安县监狱，放出关押的囚犯，四处高呼：“举义排满，与汉人商民无关！”要求市民不要惊慌。

　　张凤翙听到枪声，率军队迅速经西门赶到军装局，一面组织兵力，设岗布防，防备清军来攻，一面通知起义新军，设临时指挥部于军装局，以便联络，统一行动。其他各路起义军，亦迅速按计划占领了各个据点。钱鼎率部占领了藩台衙门和城内制高点之一的鼓楼；张宝麟率部占领了陕西巡抚衙门南院门，万炳南率部占领了军事参议官衙门。城内居民，见到新军起义，沸腾欢呼，有的给义军送吃送喝，有的在门口摆桌放茶，慰劳义军，还有的剪掉脑后的辫子，臂缠白布，参加起义。省城内的回民，也给了起义军有力的支援。西安起义前夕，新军中哥老会首领张云山、马玉贵（回族）即委托回民中哥老会首领金启恒、白玉麟等人秘密组织回民军，准备起义。西安起义爆发的当天，他们接到张云山、马玉贵的通知，立即起而响应。在回民中有一定声望、曾任过管带（营长）的马文英，亦召集回民500余人，由西大街经木头市到达军装局，领取枪械子弹，奉命在回民区维持秩序，并积极投入了围攻满城的战斗。由于起义军行动迅速，兼以广大市民群众的有力支援，起义军仅用半日时间，就控制了城内满城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满城是西安八旗军队及其眷属集中驻扎居住的地区，四周修有城墙以便防守。西安将军文瑞得到新军起义的消息后，立即从咨议局赶回满城，下令满城驻军紧闭城门，顽抗固守，与起义军隔城墙对峙。

　　第二天，起义军开始猛攻满人据守的城墙。这可是一场硬仗，战斗过程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各种说法里头从数万到数千都有。但是战争结果是，绿营包括满人区被杀了个鸡犬不留。

　　曹锟得到的消息中，起义军战前已经确立宗旨，“战后鸡犬不留”。这个消息流传甚广。而西安将军，身为满人的文瑞在告急电报中也说了此事。他苦苦哀求袁世凯出兵调停此事，只要起义军愿意放满人一条生路，他们只愿能够活着到东北种地，其他家当一概不要。电报里头也说的清楚，如果起义军攻城，他们已经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

　　以这样的决死态度来打仗，这些甘陕绿营肯定是拼了命才能攻破城墙。而战斗最后屠灭满城数万口，这没有上万兵力也根本做不到。

　　一想到自己要去和这么一帮人拼命，曹锟心里头很是没底。他当然愿意当一省总督，可是如果自己失败了，背后的竞争者可是排着大队要踢掉曹锟的。曹锟不能失败，失败不仅是做不了陕西总督，以后其他省份的总督他也混不上了。相比较，去内外蒙却是一个相对轻松的工作。

　　至于袁世凯坚定认为曹锟是看上了未来的羊毛生意，还真的是冤枉了曹锟。

　　不过北洋现在的体制就是这样，大家场面上说场面话，实际办起事情来，永远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最优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袁世凯也没有完全冤枉曹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