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维新志士与革命志士（五）

　　毛平也算是最早到武汉工作的人民党同志。在1905年的时候，人民党的正式党员只有八个人。陈克和游缑完成了特效药“606”的开发，毛平还是以“黄埔书社”成员的身份去武汉当医生的。1908年4月的现在，再次回到武汉工作的毛平不仅仅是医生。人民党此时的财力远超1905年。毛平奉命在人民党创建的“汉阳新区”开办了一所“武汉医科学校”，按照医学界的传统，“武汉医科学校附属医院”也建成了。毛平身兼医科学校校长以及附属医院的院长，也算是知识界的一号新兴人物。

　　毛平主持的武汉医科学校以及医院设在钢铁厂附近，由于收费不算高，加上又是西医，医院每日里都是人头攒动。毛平平日里也坐诊，问完了发烧病人的情况，毛平说道，“去验血吧。”

　　最近的传染病情况很多，春夏之交的时候往往是流行病大发作的时候，武汉三镇是大城市，人口多，往来的人多，流行病发作的可能也更大。汉阳新区作为低洼湿地，生病更是一个常见问题。人民党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已经在武汉三镇多次搞了卫生普及讲座。讲座效果自然是不错的，当然，其结果是武汉医科学校附属医院“生意兴隆”。

　　“毛院长，钢厂出事了！死了六个人，伤了四个。”通讯员急急忙忙的冲进了毛平所在的门诊处。

　　毛平立刻起身，“叫上医疗队的同志，咱们现在就去。”

　　钢铁厂是个高危行业，莫说现在，即便是解放之后，每个大中型钢铁厂每年都有三位数“死亡标准”。也就是说，每年因为各种原因死亡人数不超过三位数的这个标准，钢铁厂就不算出了管理问题。这不是草菅人命，这是因为钢铁厂的工作环境决定的。高温、高热、高噪音，还有各种放光。工人和技术人员可不是说让你躲在安全的地方以保命为唯一目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要观察，要处理上千度的金属液体。自身稍微一个不小心，或者生产流程里头稍微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那就会导致伤残。毛平亲眼见过一个高炉正上方天桥上的工人不小心掉进了高炉里头，等毛平上了天桥，下头沸腾的铁水中再也没有什么人类的踪迹。上千度的高温环境中，整个人都被烧成了飞灰。

　　所以死亡这件事本身并没有让毛平再有任何惊讶，任何惊讶都没有意义，这就是大家面对的现实。

　　一出门，毛平就看到了阴沉沉的天空，他心里头觉得莫名的有些不安。这种连绵的云彩很像是当年在安徽水灾时候看到的云彩。那次水灾给了毛平太过于深刻的回忆。定了定神，毛平就带着穿着白大褂的医疗队赶往汉阳钢铁厂。

　　钢铁厂里头受伤或者死人并不是什么新闻，所以厂里头倒是秩序井然。倒是那些外国技术人员看到毛平他们，会和善的打个招呼。这些洋鬼子们最初见到毛平这些穿着白大褂，医护箱上带着圆形白底红十字标志的时候，一度以为他们是洋医院的医生。得知这帮人是中国本地医生的时候，洋鬼子立刻不屑一顾起来。

　　直到毛平的医疗队在救治的时候，展现出了果断有效的能力。某次救了一个洋鬼子的命，他们才用真正对待医生的恭敬态度来对待毛平他们。毕竟洋鬼子开的医院，是没有不需出诊费随时赶来的医生。在这危险的工作环境里头，天知道会遇到些什么。善待医生就是善待自己。

　　毛平他们并没有因为其他人的招呼而停下，医疗队用一贯专注的态度迅速前进，在工厂人员的带领下直抵伤者所在的地方。与往常一样，在刺鼻的肉体烧焦的味道中，受伤的工人正在呻吟或者哭泣着。

　　哭泣的那位左腿已经少了一截，黑乎乎的布料被烧灼在腿上。露出在外头的是黑红的残肢。“让我死吧！”工人正在绝望的哭泣着，“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让我死！”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在就业竞争残酷的武汉地区，这等伤残者是很难再找到像样的工作。这个世道对一个没有养家糊口能力的人毫不留情，只有缓慢的死或者痛快的死两种选择。

　　不管伤员的伤口多么吓人，也不管伤员的哀号多么悲惨，救治工作立刻展开。先简单的处理一下伤口，在用纱布包住伤口。伤员们被抬上担架，救护队向着医院跑去。

　　“毛校长！”工头拉住了毛平，“毛校长，这里头有我的亲戚，您多照顾些。”

　　“放心吧。我们会好好治疗病人的。”毛平答道。

　　“这是命啊。这是命。”工头同一种痛苦的语气反复说了好几遍，这才说出了心里话，“受这罪还真不如死了。”

　　毛平知道工头的意思，工头没说出来的话是，“如果花费太大，那就不用救了。”毛平对医院的情况非常了解，人民党的医院也不可能不惜代价的救治这种病人。现在的医院根本就没什么大宗进项，如果人民党不是为了积累出足够的医生，而且人民党在医生身上的投入本身也很少，这家学校和医院早就撑不下去了。

　　武汉三镇是大城市，作为九省通衢的要地，又有好大的租界区。这里被美国人称为“东方芝加哥”。而畸形的城市发展中，恰恰缺乏医疗体系，更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保障体系。人民党对自己体系内的伤残人员除了尽心救治之外，还会安排很多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对于未婚人员，甚至还会给他们安排结婚之类的待遇。可那是根据地，人民党基本上掌握了整个根据地，有诸多企业、工厂，有着太多的就业机会。在武汉，一日不劳，一日不食。太多的人等着太少的就业机会，一旦因为重大伤残被劳动队伍所淘汰，下场悲惨的很。

　　即便是把人救下来，那意义何在呢？毛平忍不住想，如果汉阳钢铁厂是人民党的，那么人民党自然不会对这些工人同志置之不理。可是现在的情况，人民党既无财力，也无义务对这些人提供治疗之外的更多帮助。

　　“能救下来就是他的命。听天由命吧。”毛平对工头说道。工头用理解和感激的眼神看着毛平，连连说着“多谢。”

　　毛平为了平易心中的情绪，忍不住暗暗对自己说：“发挥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毛平甚至回想起陈克用一种极为认真的态度对自己说，“毛平同志，你辛苦了。”

　　想到这里，毛平觉得自己又恢复了坚持工作下去的勇气，尽可能的为中国贫乏的医疗工作做些事情。不过毛平若是能知道陈克内心所想的东西，只怕会大惊失色。陈克面对自己努力建立起来的简陋的公共医疗医疗体系，经常会想，这些辛苦的工作人员那平均近乎10％的病人死亡率，若是在21世纪只怕早就被医闹们堵住大门给弄得想自杀吧。

　　抱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毛平，带着医疗队离开了汉阳钢铁厂。学校和医院健在一大片空旷的土地上，这是汉阳新区的地盘。

　　1905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汉口动工修建东起汉口堤角、西至舵落口的“张公堤”。自建成之后，后湖十几万亩低洼地上升为陆地，这样导致汉口城堡失去了防水功能。而后来，玉带河渐渐淤塞，清末遂拆除汉口堡改建大马路，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大道。今日汉口的雏形就逐渐形成了。

　　人民党在此时介入武汉，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更不是陈克对历史的了解有如此细致的程度。纯粹就是误打误撞，在有大量空地的汉口插进了一杠子。这十几万亩的洼地本来是湿地，没什么人居住。到1908年，地下水位降低，这地方终于能够进行大规模兴建。

　　医疗队进了医院，医院里头依旧是人头攒动。这个时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传染病占据了大多数病床。群众们虽然不知道传染病的道理，却知道传染病的表现。把传染病人留在家里头，全家遭殃。送去医院的话，一来对亲人尽了心，二来也避免了家里头遭殃。如果是新中国时期，医院和国家卫生防疫体系自然是要解决这些防疫问题的。可现在是1908年，满清政府既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更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私人开医院那是为了挣钱，是要往自己腰包里头挣银子。而不是掏自己腰包花费巨大的来给社会提供服务。

　　所以，直到人民党介入武汉，即便是只有大规模卫生宣传活动，真正意义上的卫生防疫体系的雏形才算是出现在武汉。

　　众人见医疗队抬着伤员进来，知道事情重大，纷纷让开了道路。毛平他们顺利的进入手术室，开始进一步的救治工作。

　　这是1908年4月的事情。赵尔巽大人尚且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

　　而两个月后，也就是1908年6月，在江苏临时议会正式建立时，赵尔巽大人已经如愿以偿的重新就任四川总督。他抛下湖北这个烫手山芋，急急忙忙的赶去四川。甚至继任都没等。

　　进入夏季的武汉地区下起了大雨，各地水位暴涨，湖北眼见着要连续第五年遇到大规模水灾。而此时的毛平，正动员医院的同志和学校的学生做好救灾防疫的准备。

　　不仅仅是医院，武汉工作队的同志们更是做着紧急动员。来武汉工作之前，陈克对武汉工作队说过，“同志们，革命可以走先用军事力量控制一个地区，然后在民政上展开新制度建立工作的方式。同时，革命也可以走先在民政上展开工作，最后实施军事接管的模式。无论哪种模式，都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但是只靠军事力量是打不出一个新政权的。革命的最终目的，无外乎让人民能够更好的劳动，能让人民更好的生活。这是一切真正革命的归结点，也是一切革命的目的。”

　　人民党有着应对水灾的能力，党员干部们几乎都是从水灾中死里求活挣扎出来的。虽然人民党的同志都学习过唯物主义，也都坚定的表态，这世界上不存在鬼神。面对现在的局面，他们很怀疑陈克是不是有能掐会算的能力，当人民党开始在武汉投放力量的时候，不用上阵厮杀，不用阶级斗争，老天竟然用水灾这种残酷的方式来帮了一把。

　　通讯员带来了消息，陈克主席带领的工作队在大别山区的工作很有成效，到现在，已经征集了数万人的队伍。而这支队伍已经开始做出兵武汉的准备。不是为了军事斗争，而是为了救灾工作。人民党有可以在毫无竞争对手的社会局面下尽情展开工作了。